1950年夏天，许牧世毕业于密苏里（Missouri University）大学新闻系，但毕业后前途茫茫。一年后前金陵大学英文系主任章文新博士（Dr Francis P. Jones）向金陵神学院的管理层建议拨出一部分原本计划用来发展中国神学教育的基金，从事翻译基督教历代名著的工作。这个建议蒙金陵神学院接纳，于是章文新博士在新泽西的哲吾大学（Drew University）设办事处，开始这项负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当时章博士亟需一位中国人的助手，于是找到许牧世。从此许牧世就与这个翻译的巨大工程难分难舍，将10年的青春投入之内。在他离开这个工作的时候，已经翻译出版了约二十多本的基督教名著。这一套精装本，封面有者红色，有着蓝色的中文翻译作品，收录的尽是基督教神学家的扛鼎之作，如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卫斯理的《约翰卫斯理日记》，马丁路德的《路德选集》，尼布尔的《人的本性与命运》等，到现在仍然在印刷中，影响了几代的华人基督徒。
前两天到我最爱的书局Kinokuniya去，本意是要买本Moleskin日记本给儿子；免不了去浏览令人垂涎，琳琅满目的书籍。结果就是两袋书，其中一本是丹尼尔·克莱恩（Daniel Klein） 的Every Time I Find the Meaning of Life, They Change It （Oneworld, 2015年出版）。作者是位78岁的美国作家，写小说也写非小说 （non-fiction），包括与他人合写了一本畅销书，叫做《柏拉图与鸭嘴兽一块上酒吧》（Plato and a Platypus Walk into a Bar）。
在本书142页（我只能用页数，因为这本书没有目录，也没章题，章数），作者克莱恩引述了培根（Francis Bacon）的名言：“一点哲学引向无神主义，但是深邃哲学则带领人的心思到宗教”（原文作：A little philosophy inclineth man’s mind to atheism, but depth in philosophy bringeth men’s minds about to religion”）。作者自谦的说他可能没有资格评论，因为他无法探研哲学的深处，但是他还是能捉到这句名言的重点。他接着说：“亚里斯多德的名言：‘当你知道得越多，那你会发现你不知道的更多’，培根是从这个想法开展他的看法的。承认自己所知的有限，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是那么少，真的是一种大开眼界的想法（a real eye opener）。但是这不能阻止我们想要知道的更多，或者至少保持一直探索的态度。对未知的追寻，肯定让我们心思倾向于寻求属灵事物（any wondering about the unknowable certainly inclineth a mind toward the spiritual）。
另外一章是谈到怀疑主义大师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的那一句：“对宇宙来说，人的生命不比一只牡蛎来得重要”（The life of a man is of no greater importance to the universe than the at of an oyster）（参本书第81页）。 休谟认为人只是宇宙这个巨大机器中的一个小零件，渺小得没什么意义。但是作者认为我们可以用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牡蛎比喻。虽然我们的生命微小，但是可以有巨大的涟漪作用 （ripple effect）。他引用Frank Capra 的电影It is a Wonderful Life 来说明。主角George Bailey认为他对不起他的家人与社群而想在圣诞节前夕自杀，但是Bailey 的守护天使Clarence出现，让Bailey 看到如果没有他，整个社区将会不一样。
此外，克莱恩也引用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电影 《芬妮与亚历山大》（Fanny and Alexander）中的一段对白，来带出这个信息：
“世界是一窝的强盗，黑夜经已降临；邪恶已经挣脱锁链，像疯狗般的横行世界。邪恶的毒素影响了我们每个人，无人幸免。因此让我们还能快乐的时候，继续快乐吧，让我们继续善良，慷慨，充满爱心，做个好人吧。我们无需感到羞耻，其实是必须，在我们微小的世界取乐吧。”（It is necessary and not at all shameful to take pleasure in the little world）（参页84-85）
从本书，我也学习到，思索本身就是一种的喜乐，而其重要性不亚于其他肉体感官好处。根据作者说这是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所强调的（参页58-60）。他引述罗素的说话：”The goods of the mind are at least as important as the goods of the body”。
书中有一章谈到友情的可贵，引述了美国哲学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名言：“老朋友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你能愚笨的与他们相处”（It is one of the blessings of old friends that you can afford to be stupid with them）（页64），读后让我心有戚戚矣。
在宗教观念上，作者自称是一个不可知论者（Agnostic），但他对宗教仍然是非常尊重，且持开放的态度（参页145）。 所传达的仍然是一个积极的人生态度，在讨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那一章（页30-34），作者引用伍迪·亚伦（Woody Allen ）的电影Hannah and Her Sisters 的男主角密奇（Mickey）在片尾的一段独白，来说明其实我们能从生命中的小乐趣，重拾对生命的喜悦感。而就是这些小乐趣，让我们在看来充满绝望的境况继续向前。正如王尔德（Oscar Wilde）所说：“我们每个人都身处阴沟，但当中有些人却看着满天星星。”（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
古代希腊（约公元前4世纪）的哲学家第歐根尼（Diogenes）曾说：“狗与哲学家作了很多很大的好事，但是他们得到最少的报酬。”英文是这么说的：“Dogs and philosophers do the greatest good and get the fewest rewards” 。[我想很多人会把“哲学家”这词，换成他现在正在做的职业或工作]
Diogenes是希腊众多哲学派系中称为“Cynic”的，他也被称为Diogenes the Cynic。 而“Cynic”这个词是来自希腊文，意思是说“像只狗“（dog-like）。因为Diogenes生活举止活脱脱就像只狗。他说狗很自然，不做作；要吃东西就吃东西，要撒尿撒尿。狗只活在当下，不用为过去或未来烦恼。Diogenes 常赞赏推崇这种生活方式。一生据说说是住在一个木桶（亦说是装死人的瓮），所拥有的所有财产只包括这个木桶、一件斗篷、一支棍子、一个面包袋。他鄙视社会的虚伪，卫道之士。我们的仁兄也因此仿效狗狗，肆无忌惮的公开撒尿。中文把Cynic翻译为“犬儒”。嗯，还是第一次看到两者的联系。
不只是Diogenes从狗学到人生哲理，大哲学家柏拉图也说：“Your dog is a true philosopher” . 不相信，去翻阅《理想国》第二卷，当中苏格拉底与格劳孔（Glaucon） 有关“哲学王” （philosopher king） 当拥有的素质的对话。
宗教与文学的最大公约数，至少包含了仁慈，对生命虚幻短暂的体悟等（《喜欢生命》，页377）。但是宗教文学还需要更深沉的东西。举个例子来说明，英国著名诗人与剧作家（T.S. Eliot） 的《大教堂里的谋杀》（Murder in the Cathedral），描写了即将面对来自英国皇帝亨利二世所颁布的死刑命令的贝克主教（Cardinal Thomas Beckett），如何胜过试探的故事。贝克主教很容易的胜过三个试探，第一是逃命；第二是俯首称臣，服事亨利二世；第三是与他人联盟对抗亨利二世。这三个试探引诱他都胜过了。但是贝克主教仍然需要克服第四个终极试探：即成为殉道者。贝克主教差一点就栽倒在这个试探上，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偷偷地想成为一个殉道者，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无上的荣耀。但是艾略特却将这种想得到自我荣耀的心理描绘为自私，骄傲的表现。显然的，艾略特更深一层地探讨人性隐微之处，他已经来到宗教的层面了。他所说的就是圣奥古斯丁一再说的，人类最大的罪是骄傲（Pride），而不是杀人放火。
“for her musical flow of voices and counter-voices in novels and plays that with extraordinary linguistic zeal reveal the absurdity of society’s clichés and their subjugating power”。
杜思妥也夫斯基在二十几岁时，参与“彼得拉谢夫斯基圈子”（Petrashevsky circle）的革命活动，原本是想唤醒俄国社会团结起来，面对不公义，而按着他们的理想重新塑造社会。但是最后他发现，人要改造的首先是自己。在牢狱的时期，他接触了许多社会低下层的人，但是这些人比知识分子好，他们有的东西是这些上层的知识分子所遗失的：那就是对神的信仰，以及清楚知道自己的罪（a faith in God and a consciousness of their sinfulness,David McDuff，页13）。
当代著名基督教记者与作家Malcolm Muggeridge说杜思妥也夫斯基想给世人的信息（message）是：接纳受苦，并因此得拯救 （accept suffering and be redeemed by it）。索尼亚接受了人间是有痛苦的，这是无可避免的情况。但是毁坏与新创造是并存的。正如俄国哲学家别尔加耶夫（Berdyaev） 所说：“如果人间都是平等，公正的，人间就不需要上帝了。因为那时，人间就是神了。神存在，因为邪恶存在。”（David McDuff, p 25）
索尼亚丧失父母，丧失尊严，但是却没有丧失她的信心。索尼亚犯罪，是因为不公平的社会的压迫造成的，但是她的纯真没有失去。因为她的纯真，让拉斯科尔纳夫重新有想相信神，生命重新来过的意志（Will to believe and will to live）（David McDuff, p23） 。
这几天再把这本书拿来翻阅，也在网上查看了许牧世的一些资料，才惊觉《人世与天国之间》是他87岁高龄时出版的最后一本书。许牧世长老1914年出生于福建鼓浪屿。1939年至1945年，日军占领厦门时，许牧世逃离，来到槟城的钟灵中学任教。想不到许教授跟马来西亚还有这段渊源。可惜在他的作品中，多是谈他在美国波斯顿，香港，台湾的生活，而对年少在南洋的日子没有什么记载。1947年他来到美国读书。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是想学新闻学，以备将来在报界工作，尤其想当一名国内大报驻美国的通讯记者。当时他认识了著名作家萧乾，因着萧乾的关系，开始替香港的大公报写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