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是我多年阅读的亲志之一；打从1987年创刊号到现在仍未间断。早期有李欧梵，南方朔等健笔的评论，近期每周出现的有邱立本，林沛理等的文章。这期（5月11日到17日刊）在〈封面笔记〉的专栏，总编辑邱立本写他最近重新阅读法国文学家卡缪（Albert Camus）的《鼠疫》（The Plague, 法文书名La Peste），说在现在新冠病毒肆虐之际，＂自由联想＂与延伸思考一番。我坦承未读过《鼠疫》，不是说经典就是那些该读但从不去读的书吗? 不过前天我还是把企鹅版的英文版本，以及颜湘如的中文译本找出来阅读了一点。企鹅版的扉页注明是1994 年买的，颜湘如的翻译版本是在2015年买的。（想想书架上买了二十多年尚未阅读的名著也夠多的了，其中就有一两排黑色书脊的企鹅经典。我多年的梦想就是能夠甚么都不用做，好好地把这些书，还有那么多的中文经典读一读。）
邱立本在评论《鼠疫》有一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卡缪的《鼠疫》也写出资源匮乏的时刻，正是考验人性的时刻，官僚系统分配资源的机制都逐渐失效，市㘯运作也无法正常，最后只有巧取豪夺，各显神通。＂但还好，民间社会还是展现人性的光辉。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只做好份内的工作，不忘原来专业的初心，在灾祸面前不退卻，也等于是顶住了人性的防线。
林沛理也从＂英雄气质＂（heroism）来理解《鼠疫》。我们都崇拜＂超级英雄＂（superheroes) ，但是谁才是真正的英雄？他认为英雄就是在非常时期，因为要活得像人样，而做出非常之事的普通人也（Heroes are ordinary people doing extraordinary things out of decency）。在《鼠疫》一书，留在奥兰市（Oran）对抗鼠疫的重要成员，名字虽然叫做Grand， 但却是一个平凡不过的低级公务员。而另外一个抗疫英雄，也是书中主角赖斯医生（Dr Rieux），视抗疫为履行责任，不是什么英勇行为。他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加入抗疫大军没有什么特别，不加入才奇怪。亲眼目睹疫症带来的苦难，只有疯汉，瞎子和傻瓜才会选择不作为。＂
林沛理这么诠释《鼠疫》：＂这是《鼠疫》的道德教训，也是卡缪对世人的忠告：不必做英雄，只要不做疯汉、瞎子和傻瓜就可以。＂
我也联想到曾在一本叫做《如何改变世界》的书（作者是英国著名记者John-Paul Flintoff)）看到这句话：＂过于强调伟大的抗争行动 —— 例如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一名中国学生提着购物袋，一肉身阻挡一列坦克前进 —— 可能造成误导。具有伦理意涵的事物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俯拾皆是。维多利亚时代艺术家与作家罗斯金（John Ruskin）曾经问道：为什么我们要颁奖给拯救某人生命的人，他做出这种举动是在电光火石之间，甚至不假思索；而我们卻未曾奖赏生儿育女的人，他们投入的可是经年累月的努力＂（页59）。
《圣经》记载耶稣曾说过的一句话：＂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加福音〉16章10节）。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在讲这句话时，他先讲了个比喻（parable），重点是一个不公义的管家，如何利用钱财来解决他所面对的危机。在这段叙述的结尾，耶稣也说出了那句名言：“一个仆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 “玛门”（Mammon）在犹太文是指钱财或者产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耶稣很清楚，人往往会因为爱钱，把神给忘记了。人很容易把原本应当给予神的忠心和敬拜，悄悄地移向玛门。这点古今中外，在哪个文化都一样，看看马来西亚的政坛的各种滥权贪腐，政客朝秦暮楚，像青蛙般的跳槽，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玛门可以跟神平起平坐，甚至比神更有吸引力。
英国哲学家梅铎（Iris Murdoch) 坚称所谓美好的生活，不只是偶然摆出的伟大姿态，＂自由是由无时无刻进行的小事构成的，而不是在关键时刻克服一切，华丽地向前一跃＂。梅铎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培养出一种”留意一切的态度“，注意日常生活中具有价值或合乎道德的事物，我们就得以磨练出在关键时刻行动， 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
英雄就是每天坚持原则，在大小的事上，做好本份，活得像人样的普罗大众。
(2020年5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