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神学为华人教会梳理争议课题 –《爱教会到底?》序文

文:张文光

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一再为作者谢木水博士(牧师)的神学,哲学,人文的素养喝彩。心中激动,还好华人神学界仍然有这么一个人,为教会当前面对一些社会,政治,伦理的棘手问题把脉,提出一些精辟,宏观的分析,背景之讲解;以及尝试提供一些奠基于基督教神学的大方向、指引原则。作者旁征博引,信手拈来,都是举足轻重的神哲学家,历史学家,如宗教改革大家马丁路德,加尔文,20世纪大神学家巴特,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历史学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等人的看法。然后提出综合多年作为一个神学教育工作者,学术研究者的丰厚学识,教会牧者的睿智经验,个人生命的见证的见解与立场。作者不做泛泛之谈,或给出一些简约的,民粹式的“伪箴言”。相反的,谢博士所达至的任何建议,都是经过思考,都有扎实的神学,哲学,历史学的理论根据。读了让人觉得茅舍顿开。

谢木水博士新著书影

本书谈的是古今中文教会所面对的“丑闻“ (skandalon)。所谓”丑闻“者并不是报章爱报道的性爱,滥权或敛财丑闻。作者引用中世纪神学家亚奎那(Thomas Aquinas)的说法,认为”丑闻“就犹如”绊脚石”。大意的人会被它绊倒,但小心的人却可以绕过它。的确丑闻能绊倒信徒,也给教会带来伤害,更甚让非信徒对教会产生误会,使他们却步。但是作者认为我们探讨”丑闻“,是因为至终我们须与教会”荣辱与共“。

作者提出7个“绊脚石”,或者说是争论性的议题,并从《圣经》和神学角度来评估造成这些skandalon 的人物,言论,与事件。这些个别议题均可以独立用一本大书的篇幅来处理;也可以穷一生来研究探讨。但是在本书谢博士举重若轻,对这课题的背景加以清楚说明,并提出一些重大的基督教指引原则。仔细的阅读,其实这是一本针对一些重大宗教与伦理课题,为基督教进言,说理,护教的书(Apologia)。其中包括宗教改革带来的教会分裂的问题; 如何解经,以及教会当如何面对不同的解经立场;基督宗教是不是暴力的祸首; 教会之滥权与问责。其中涉及政教分离的课题;教会的接待神学 ((theology of hospitality),兼谈如何面对“他者”,比如说罗兴亚人;处于后现代境况中教会的伦理挑战;及如何面对人工智能等。华人教会圈子甚少谈到这些课题,更不必说有什经过思考的神学理论,可以引用来处理它们。相信谢博士的分析与提出的见解,对一般的信徒与教会领袖有莫大的帮助。我个人对这些伦理课题也相当有兴趣,稍有一些涉猎,但自己的胡乱阅读,结果有点见树不见林的感觉。读完谢博士的书,对一些课题的梳理,尤其是神学上的理解,忽然间出现了有一个清晰的”大图象“ (big picture),许多问题也豁然明朗起来。

谢木水博士近影

作为一个神学教育工作者,谢博士的本行是基督教神学,他也不负使命,在《基督十架的丑闻》这篇文章里,清楚阐明十字架这个世人认为是“绊脚石”的事件之神学意义。

谢博士在《结语》中透露自己在修神学硕士学位时,曾修教父学,论文主题为宗教改革思潮。难怪他对宗改这个课题着墨较多,用了两章(第一与第二)来谈这个课题。对我这个不太了解宗教改革历史的人,好像跟他在课堂上上了一课精彩的教会历史课,让我了解宗教改革的重大历史意义。谢博士指出宗教改革有其成功的地方,但是难免也有它的问题。 他引述范浩沙(Kevin J. Vanhoozer)的说法,宗改给普世教会带来三大危机:(一)个人解经及产生个人信仰危机;(二)神学权威的丧失;(三)信仰群体的分割对立。华人教会也无法幸免,惨遭这些问题的困扰。谢博士多年在华人教会服事,对华人教会的问题了如指掌。他说华人教会极度重视《圣经》文本的权威,也主张人人都有读经释经的能力。但是一如西方教会一样,华人教会也面对多重解经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常见教会的领袖坚持某一释义,视为教会应当持守的教义立场,往往引起内部或教会之间的纷争,对立、以致决裂。在这个课题上,我从谢博士的文章,得到一个亮光:解经当以神的心意为本(God-Intention),而不是以“自己”甚至“我们”(某个团体)的心意为本。我喜欢他的结论:追根究底,解经是一种人格的活动。新教信仰以神为至终的启示者,当释经得到多重的意义,不同的见解、矛盾的立场之时,信徒之间必须按照早期教会的信仰操守来处理冲突,持守合一。正如《以弗所书》4章2到6节所说的那样。

书中有一章是值得特别一提的,那就是有关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与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这个热门课题。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资讯多了,也容易撷取,但是不表示人就更有智慧。面对迎面而来,铺天盖地的资讯时,我们当如何分辨真伪。又或者我们将分辨,分析的工作拱手让贤予人工智能?而什么又是“智慧”呢?释儒道都讲智慧,新兴宗教也讲智慧,讲灵性(spirituality),但是基督教会面对人工智能这个巨浪的侵袭时,是否会被淹没?谢博士语重心长的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至于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见解,那就请读者们自行细心阅读,学习了。转借主耶稣的一句话:“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

日前在教导“基督生平”的我,很惊喜地看到《十字架的丑闻》这一章。我从中裨益匪浅,它让我看见耶稣作为弥赛亚的另一些神学意涵。本章以《马太福音》为蓝本,清楚勾勒出耶稣作为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受膏者,君王的肖像。谢博士也提出耶稣与以色列民族英雄摩西的对比,以及耶稣莫须有的罪状是一个司法大丑闻等。使我们能再一次较深入的认识这位为了世人的罪,自愿走上十字架,被钉,三天后复活,开启天国,造成今天仍然令人激烈争论,历史中最大“丑闻”,最大的“绊脚石“的主角。读了谢博士对《马太福音》耶稣生平的详细阐述,我开始有点明白为什么使徒保罗会说:”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寻找智慧,我们却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绊脚石(Ἰουδαίοις μὲν σκάνδαλον),在外族人看来是愚笨的,但对那些蒙召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林前1:22-24)。

这是一本涵盖面极广的“大书”,虽然篇幅不是太长,谈的却是几个很严肃,沉重的“教会丑闻“。可喜的是,虽然处理的课题相当复杂,但是行文流畅,易读,立论也清楚。给不太理解这些课题的教会领袖, 如本人,提供了一个神学的清楚架构,可以援用以面对,处理这些问题。

写于2021年7月30日

注:谢木水博士的新书《爱教会到底?以神学视野反思教会丑闻》已于2021年9月,由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南方圣经学院将于2021年12月4日举办e-神学座谈会,探讨本书所提的各个课题,敬请垂注。

 

我与文桥的写作因缘

文:张文光

在1986年间,我与黄子,文采相识。当时事先风闻这些文桥人物,先拜读黄子文采的文章,后来才见到他们的庐山真面目。看到黄子本人,与想象中的翩翩风采相去甚远矣……

文桥的标志

那时候我仍在读法律,很自然文采叫我写一些与教会有关的文章,甚至给我一个专栏,名叫《法律疑惑》。现在回想起来,也真的要感谢她给予机会。《法律疑惑》的第一篇文章写的是大马宗教自由法律,当时是参考马大一位硕士班学生所写的论文,而大纲式地勾勒出大马宪法中所保障的宗教自由。无巧不成书,后来这一系列文章发展成一本书。也是我在1990年出版的《三角关系 – 大马宗教自由法律浅析》。由此看来我的写作成果(如果有的话),文桥是催生者。

黄子近影

《法律疑惑》专栏在《文桥》双月刊维持了好几年,后来我自己觉得《文桥》应该是较注重推广基督教文化,教义,而放弃继续写。文采在我的书《情牵法律》中提到教会中有人复印收藏我在《法律疑惑》的文章,令我感到欣慰,至少没有“白占土地”了。《法律疑惑》的一些文章,后来经过扩充修正,成了我的第二本书《大马法律系统》的一些章节。

1989年我加入写作团契之理事会,担任文书一职,一直到1995年。在这段期间,见证了文桥出版社,马来西亚写作团契的迅速发展,从原先的文字工作,渐渐发展成为多元事工的福音机构,事工包括辅导及教育。《文桥》杂志也渐渐从早期较注重文艺创作,演变成犹如《今日华人教会》般注重信徒的教导工作。

1992年写作团契庆祝15周年,我也躬逢其盛的参与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包括散文创作比赛,因而得了一个佳作奖,奖杯至今仍收藏安好。此外,写作团契也首开先河得举办大马华人教会第一个有关“2020宏愿” (Wawasan 2020)之神学研讨会。那时有两位讲员即华勇牧师与李英柏牧师是以英文发表论文,黄子叫我翻译,我也不知天高地厚地接下任务。在翻译时才叫苦连天,但也着实从中学习了许多。

第185期《文桥》杂志封面

在文桥的那段日子,我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但很令人感慨的是,当年很努力写的一些人,现在都不知所踪了。那天在教会遇到写作团契的元老之一杨百合老师,他对我诉说,大概是1980年初,遇到杨牧谷牧师。杨牧师频频说:“要努力的写,写的人太少了!” 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写作的人才可有增加?

有马华评论第一剑之称的张景云先生曾经问我可以不可以投一些稿件给《南洋商报》,然后又问我:“是不是只给文桥写稿?” 说实在的,我除了给文桥写稿,也甚少投稿给其他杂志。1990年我开始在《星洲日报》的《生命树》福音版发表一些文章。还记得写过一篇比较圣诗《因主活着》与王杰的歌的长文。当年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等歌曲不知风靡了多少青少年人,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我从大众文化入手,然后谈到圣诗带出来,亘古不变基督教之爱与盼望。现在重读,觉得文字是太累赘了一点。

当年负责福音版的主编是黄子,他给我的忠告一再是“放松一点,不要太多宗教术语。”我想这番话,到今天对我们写文章的人仍然管用得很。

1990年8月间黄子叫我在《光华日报》的福音版《百合花》写一个专栏,我硬着头皮答应,开了一个专栏,名叫做《法理人情》。一写也大概将近一年。这是第一次学习在时限内挤出稿件的功课。就像我在《情牵法律》的自序中所说:“每次到了截稿日,就得劳烦黄子严严肃肃,甚至不客气的把这些文章催生出来(有的早产了)。”

1992年的某一天文采对我说:“你可以不可以不要整天拉长脸孔,专门讲一些“看死人” 的文章?“ 她要我写一些对法律生涯的感想与信仰反思,较为生活化的文章。篇幅介于一千字即可。坦白说要写一千字的文章,对我们这些喜欢高谈阔论,引经据典陈词的律师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无奈现今的报章读者都之喜欢看短小精悍的文章,我也被逼从善如流。因此在《星洲日报》写了一系列叫做《法律人语》的文章,多是我对首十年法律生涯的感触,是属于较感性的文章。

1996年4月至10月间,我重新用《法理人情》的栏名,在《星洲日报》写了一些有关基督教伦理与法理学的思想性文章。现在回头看,也不肯定到底有几个知音人?这在某个程度反映初些福音文章的难处。我们往往不知道应从那个接触点(contact point)着手;一味的写信福音得救,不信福音下地狱,肯定不是解决方法。

无论如何,借着写这些专栏,加深了我对基督教信仰的认识;而文字的运用,文章主题的呈现,慢慢地较能掌握,也较能有所发挥。那天在《文桥》杂志中读到已故杨牧谷牧师在1987年第11届写作营的讲词记录。他说可能我们对福音的了解太肤浅了,所以写的文章太公式化,没有影响力。他建议写作应该有四“日“法:日读一经,日想一事,日收一料,及日写一文。

我想要写得好,绝对没有捷径,唯有努力的写,勤劳的写。杨牧谷说,日写一文是一种习惯,若不能写一篇文章,也要写一段短文,这就是训练呀!

我曾经说过,如果我今天在写作中有什么成绩,那都是拜文桥同工之鼓励所赐。现在我仍然要以这句话作为文章的结束。

(原文发表于第80期文桥双月刊,2002年6月刊,页32-33。略为修饰。)

90后创业者的心路历程

文:张文光

政府宣布从9月10日,吉隆坡与雪兰莪进入国家复苏计划(National Recovery Plan) 第二阶段,9月17日自我解除禁足令,到大众书局浏览书籍,离开上次逛书局大概是三个月吧,回到书局,恍如隔世。书架多了许多新书。翻翻看看,买了九歌出版的余光中最新的《精选集 — 开卷如开芝麻门》,余氏经典复刻版的《舟子的悲歌》(初版为1952年野风出版社的版本),陈楸帆的科幻小说《荒潮》(令人惊喜的发现),凌宗湧的《每日美日》,以及《漂流青年 — 1990年后出生的我们》等。其实好几个月前就看到《漂流青年》这本书,摆在显眼地方。对作者黄山料一无所知;原本还以为作者是在讲他如何创立卖白衬衫的事业;可能是封面,与书中作者的照片都是穿白衬衫的。加上曾经在报章读到有个公司专门卖白色衬衫,做得还相当亮丽。细读之下原来黄山料是新媒体创业人,作企划,拍短视频的。媒体平台取了个特别的名字“一件衬衫“。上网Google了一下,至少有18万6千的订阅者(subscribers)。

黄山料来自金门,18岁来到台北,读大学;“选了一个看来和考试毫无关联的科系”:服装设计。书中从他2010年8月盛夏来到台北找了一间租金台币三千的“顶楼加盖”的房间的生活开始。然后娓娓道来漂流台北,8年内搬了13次家,受房东的白眼;求职的艰辛过程,现实工作与理想的冲突,后离职,一直说到2017年创办“一件衬衫: 你挥洒的城市日常风景“ YouTube頻道为止。黄山料也坦诚分享了他创业过程中受投资人的质疑,要好的朋友避开他,经济捉襟见肘,创业翌年一起开创事业的伙伴也离开他的艰苦历程。

黄山料说大学毕业后他投了一百封的履历和求职信,终于找到一份服装设计工作。但他只做了11个月,想到“每一个现在都是未来的折磨”而丢下辞职信,无比坚定的离开了几乎埋葬了他的理想的办公室大楼。接着以一个门外汉的身份,开始做视频媒体工作,创立“一件衬衫”平台,专门报道台湾一些冷门行业的人与事。他认为“每项工作,尽力就好,先求有,才有机会做的更好”,凭这个信念,他用半年的时间预备器材,脚本,镜位,风格,说辞,文案,接着开始拍摄“一件衬衫“。每周播出一集,说台湾人的故事,其中包括刺青师,只收有梦想的房客的房东,创立所谓”励志酒吧“的女孩的故事等,三天内累计了150万观看人次。

作者文笔流畅,叙事扣人心弦。对自己因为执着于理想与现实生活的冲撞而带来的伤痕累累,迷惘,彷徨,着墨甚多,读来令人感动。让我们这些为人父母的,能稍微理解时下许多条件不是那么优渥的青年人,他们在求职,工作,在社会上求一个立足之地所面对的压力与辛酸。多段文字,读来令人揪心。有些文字的确有超过实际年龄的沧桑感,尤其是关于感情与友情这方面 (“感情是会淡的,友谊是会散的“;“你的深情是真的,他的无情更是真真切切的”云云)。

我买了这本书主要是因为封面上打了“1990后出生的我们“这个抢眼副题,想一窥现今年轻人的心理面貌。书中俯拾皆是的是一些人生鸡汤或励志的“金句“。但因为是在述说自己的经历,倒蛮有说服力。

作者的创业之路,终究是以喜剧收场;开花又结果。在书的尾端,他透露他的年薪已经有台币129万。比起半年前账户余款只有台币1781,简直就是天渊之别。有段文字值得抄一抄 (页245):

清晨五点半,天稍微亮了,我到家了,睡觉前,我传了一则讯息回家。

“妈,早安,一个好消息,昨天我的年薪破百万了。”我知道她准备起床上班了。她打电话来。

妈妈依旧纯朴傻气的笑着,聊了十多分钟,她说;你二十六岁了,我的工作也做了二十六年了,领着五万元的薪水,领了二十六年。

不是每个人都有创业的资质,能耐与机会,也不是每个创业者都能像黄山料,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华丽转身。况且也不是每个人能做好老板的角色;其实社会中多数人是受薪者。有的人要的是平稳的生活,打工也是累计资本,经验,技术的不二法门。有的人没有天分与毅力创业;安分的做工,赚取生活费,累计经验,或许是对他的家庭的一种的祝福。无论是老板,或员工,最重要的是尽上当有的本分。连续创业者也不能唯利是图,总要有一些伦理,理想在导引。《圣经》中有句话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哥林多前书4章2节)。我们赚钱的力量至终也是神所赐的。

如何处理成功,与伴随而来的压力和诱惑倒是一个相当现实与棘手的问题。又或许创业其实也未必那么难,更难的是如何坚持,以及诚信与华丽地更上一层楼。马力是在路遥下才看得见的;但愿年轻的创业者能持之以恒,有了好的开始,也必须确保有美善的终点。

说英雄,谁是英雄?

《亚洲周刊》是我多年阅读的亲志之一;打从1987年创刊号到现在仍未间断。早期有李欧梵,南方朔等健笔的评论,近期每周出现的有邱立本,林沛理等的文章。这期(5月11日到17日刊)在〈封面笔记〉的专栏,总编辑邱立本写他最近重新阅读法国文学家卡缪(Albert Camus)的《鼠疫》(The Plague, 法文书名La Peste),说在现在新冠病毒肆虐之际,"自由联想"与延伸思考一番。我坦承未读过《鼠疫》,不是说经典就是那些该读但从不去读的书吗? 不过前天我还是把企鹅版的英文版本,以及颜湘如的中文译本找出来阅读了一点。企鹅版的扉页注明是1994 年买的,颜湘如的翻译版本是在2015年买的。(想想书架上买了二十多年尚未阅读的名著也夠多的了,其中就有一两排黑色书脊的企鹅经典。我多年的梦想就是能夠甚么都不用做,好好地把这些书,还有那么多的中文经典读一读。)

邱立本在评论《鼠疫》有一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卡缪的《鼠疫》也写出资源匮乏的时刻,正是考验人性的时刻,官僚系统分配资源的机制都逐渐失效,市㘯运作也无法正常,最后只有巧取豪夺,各显神通。"但还好,民间社会还是展现人性的光辉。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只做好份内的工作,不忘原来专业的初心,在灾祸面前不退卻,也等于是顶住了人性的防线。

林沛理也从"英雄气质"(heroism)来理解《鼠疫》。我们都崇拜"超级英雄"(superheroes) ,但是谁才是真正的英雄?他认为英雄就是在非常时期,因为要活得像人样,而做出非常之事的普通人也(Heroes are ordinary people doing extraordinary things out of decency)。在《鼠疫》一书,留在奥兰市(Oran)对抗鼠疫的重要成员,名字虽然叫做Grand, 但却是一个平凡不过的低级公务员。而另外一个抗疫英雄,也是书中主角赖斯医生(Dr Rieux),视抗疫为履行责任,不是什么英勇行为。他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加入抗疫大军没有什么特别,不加入才奇怪。亲眼目睹疫症带来的苦难,只有疯汉,瞎子和傻瓜才会选择不作为。"

林沛理这么诠释《鼠疫》:"这是《鼠疫》的道德教训,也是卡缪对世人的忠告:不必做英雄,只要不做疯汉、瞎子和傻瓜就可以。"

Photo by Lam Been Koon

我也联想到曾在一本叫做《如何改变世界》的书(作者是英国著名记者John-Paul Flintoff))看到这句话:"过于强调伟大的抗争行动 —— 例如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一名中国学生提着购物袋,一肉身阻挡一列坦克前进 —— 可能造成误导。具有伦理意涵的事物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俯拾皆是。维多利亚时代艺术家与作家罗斯金(John Ruskin)曾经问道:为什么我们要颁奖给拯救某人生命的人,他做出这种举动是在电光火石之间,甚至不假思索;而我们卻未曾奖赏生儿育女的人,他们投入的可是经年累月的努力"(页59)。

《圣经》记载耶稣曾说过的一句话:"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加福音〉16章10节)。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在讲这句话时,他先讲了个比喻(parable),重点是一个不公义的管家,如何利用钱财来解决他所面对的危机。在这段叙述的结尾,耶稣也说出了那句名言:“一个仆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 “玛门”(Mammon)在犹太文是指钱财或者产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耶稣很清楚,人往往会因为爱钱,把神给忘记了。人很容易把原本应当给予神的忠心和敬拜,悄悄地移向玛门。这点古今中外,在哪个文化都一样,看看马来西亚的政坛的各种滥权贪腐,政客朝秦暮楚,像青蛙般的跳槽,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玛门可以跟神平起平坐,甚至比神更有吸引力。

英国哲学家梅铎(Iris Murdoch) 坚称所谓美好的生活,不只是偶然摆出的伟大姿态,"自由是由无时无刻进行的小事构成的,而不是在关键时刻克服一切,华丽地向前一跃"。梅铎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培养出一种”留意一切的态度“,注意日常生活中具有价值或合乎道德的事物,我们就得以磨练出在关键时刻行动, 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

英雄就是每天坚持原则,在大小的事上,做好本份,活得像人样的普罗大众。

(2020年5月30日)

寻找

文:张文光

大凡藏书杂乱的人都有这种经验:因为书太多而地方不够,同一个架子,往往前后摆放了两排的书籍。一旦要寻找某本书,当然是先浏览书架上放在外排的书籍。但是糟糕的是如果要的书是摆放在后排,那就得大费周章了。尤其当书籍多,塞在几个如墙壁面积大小的书柜时,艰辛度还算不小的。先得把前面一排的书搬下来,放在一边,让后查看后排有没有摆着所要的书。这样的动作,是需要一个书架子一个书架子重复进行,搞了两三个小时,弄到满手灰尘,鼻子受不了灰尘的袭击,而直打喷嚏,仍然找不到。看到桌子地上散落都是书籍心中的那种苦恼,不是过来人恐怕还不能理解。肉体累是一回事,搞到半夜, 还是找不到所要的书籍,开始有点明白什么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记得上两个月某个凌晨,就因为要找许牧世的《风满楼证道文集》,搞到灰头灰面,累得个半死,仍然找不到,甚是懊恼。而上个星期,无意地,在找寻三毛的《撒哈拉故事》时,却在某个角落看到这本书,有种失而复得的狂喜;进而对这本书珍爱万分。

翻开《风满楼证道文集》的《前言》,得知这是许牧世在1971年,因为参与美国圣经公会进行的《现代中文圣经》的翻译工作,而移居到纽约郊外,住在宅车房的屋顶加上盖子的一间书房,进行翻译圣经与写作的工作。根据许牧世的说法,他把这个书房称为“风满楼“,第一个原因是当年来华的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翻译《圣经》时,将”圣灵“翻译为”神风“。其二是《圣经》使徒行传第2章记载,五旬节圣灵降临时,就像一阵大风充满了整个房子。”风满楼“之命名,是渴望圣灵的充满。

我信手翻到第一篇文章,题目为“亚当,你在哪里?” 这是根据《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第3章第8到10节所写的一篇讲章。内容说道黄昏中,一阵凉风吹过,亚当听到神走过来的声音,心里畏惧 (因为他吃了禁果),连忙躲藏起来。而上帝发出这个亘古不变的问题:“亚当,你在哪里?” “亚当”其实就是人的意思。神在问:“人呀,你在哪里?” 来到新约,耶稣也说过:“我在门外敲门,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骂,我要进去。我要跟他一起坐席,他也要跟我一起坐席”,坐席者,吃饭也。能跟另外一个人吃饭,这是一种接纳,友爱的关系。清楚不过,耶稣要与人建立朋友的关系。

记得当年去曼彻斯特探望在哪儿读书的孩子时,某个下午因为有点时间,就到处看看。来到曼彻斯特的博物院。进去浏览,很欣喜地看到一幅叫做”世界之光“的画。这幅画是英国19世纪前拉斐尔的创始人之一威廉·霍尔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所画的。之前在一个叫做“启发课程“的视频里,曾看到这幅图画。据说原作是放在伦敦的圣彼得大教堂。曼彻斯特的博物院的那幅较小。但是画的是一样:耶稣提着一盏灯。在一个满了青藤的门敲着。据说有人告诉画家,你漏了画门柄了。但是亨特说,门的手柄是在里面,是需要里面的人自己把门打开。

最近也在阅读一些关于神存不存在的书籍,众说纷纭,弄到心中也不太实在了。看到许牧世这篇文章,猛然间醒悟过来: 是神一直在寻找我们呀!我们只要打开心门接纳他即可。

(首次发表于2019年8月11日《e–南洋》《牧羊人》版)

一生与圣书为伍

文:张文光

已故许牧世长老(教授)是我相当喜欢的一位基督教作家,他是华人基督教文字工作者的前辈。上个世纪80年代读大学的时候,就接触他的作品。当时觉得他的文章,遣词用字较一般基督教作家来得有文学韵味,内容也清楚扎实。也记得他大力鼓励牧者将讲章写出来,当注意文字,修辞的表达等,让讲章成为美丽的篇章。他个人也奉行这个原则,把一篇篇的讲章写出来,并结集出版。上个月晨砚来了封电邮,叫我在《牧羊人》版开个专栏。我想了想,也翻看书柜内的书,想找点灵感,刚好看到许教授的书《人世与天国之间》,觉得还蛮适合的,就做了一点更动,将“天国” 放在前面,成了栏名。

 

这几天再把这本书拿来翻阅,也在网上查看了许牧世的一些资料,才惊觉《人世与天国之间》是他87岁高龄时出版的最后一本书。许牧世长老1914年出生于福建鼓浪屿。1939年至1945年,日军占领厦门时,许牧世逃离,来到槟城的钟灵中学任教。想不到许教授跟马来西亚还有这段渊源。可惜在他的作品中,多是谈他在美国波斯顿,香港,台湾的生活,而对年少在南洋的日子没有什么记载。1947年他来到美国读书。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是想学新闻学,以备将来在报界工作,尤其想当一名国内大报驻美国的通讯记者。当时他认识了著名作家萧乾,因着萧乾的关系,开始替香港的大公报写点稿。

1950年夏天,许牧世毕业于密苏里(Missouri University)大学新闻系,但毕业后前途茫茫。一年后前金陵大学英文系主任章文新博士(Dr Francis P. Jones)向金陵神学院的管理层建议拨出一部分原本计划用来发展中国神学教育的基金,从事翻译基督教历代名著的工作。这个建议蒙金陵神学院接纳,于是章文新博士在新泽西的哲吾大学(Drew University)设办事处,开始这项负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当时章博士亟需一位中国人的助手,于是找到许牧世。从此许牧世就与这个翻译的巨大工程难分难舍,将10年的青春投入之内。在他离开这个工作的时候,已经翻译出版了约二十多本的基督教名著。这一套精装本,封面有者红色,有着蓝色的中文翻译作品,收录的尽是基督教神学家的扛鼎之作,如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卫斯理的《约翰卫斯理日记》,马丁路德的《路德选集》,尼布尔的《人的本性与命运》等,到现在仍然在印刷中,影响了几代的华人基督徒。

许牧世一生奉献给中国人的文字工作,从事“编,译,教,传”的工作。1965年当他51岁时,在台北创办了一份相当有分量的《基督教论坛报》,53岁时,赴香港担任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晚年参与翻译《现代中文译本》圣经的工作。笔耕不断,到了七八十岁仍有新书出版,一生著作等身。我个人相当羡慕他,觉得倘若自己也能一生做像他一样的工作,则不枉这生也。

许牧世一生与书为伍,而其中一本关系密切,影响他一生命途的书,肯定是《圣经》。他自己说世界上书多的无法计算。但是这些书都是出自人,无非是一些人的想法,难免有人的限制。唯独《圣经》这部书能够告诉我们灵界的奥秘,因为这本书的源头是神。他最后一篇的讲章就用了这个题目:《天父给人的家书》,来形容《圣经》。可惜许牧世在写完这篇讲章后,隔一天就蒙主恩召了。

幸好,他的讲章流传了下来 (收录在他最后一本书《人世与天国之间》),而《圣经》也永远长存。我们只要打开许牧世的书,同时也打开《圣经》,相信就能明白为什么他一生与《圣经》,与基督教名著朝夕以对,而毫不言倦 。

注:本文首次发表于《南洋商报》eNanyang 《牧羊人》版,2019年4月28日刊。

 

对别人的感觉

文:张文光

今天在预备讲章时,看到一个旧的PowerPoint,里面记录了耶鲁大学前任校长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的墓志铭的一句话:

“认为所有的人都纯正无邪,不只是法学上的概念,它是一种精神上慷慨大度,假设所有的陌生人都是最好的,而不是最坏的。”

原来这段话是从南方朔2010年的书《有光的所在》抄出来到的,连页数也记录下来。但记忆模糊了,不知道南方朔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了这段文字。印象中这本书是在放在办公室的书架上,果然轻易找到。欣喜得很(每次轻易找到要看的书都有这种感觉)。翻到有关的页数,原来文章叫做《散步在墓园》。南方朔说他喜欢逛墓园,每次到外地,都会叫朋友带他去墓园。

南方朔照片

顺手翻翻,看到序言《也是励志》。南方朔说,他写着这些文章,绝没有丝毫“励志”的打算。但回头看这些文章,的确有许多正面健康的思想。他认为可能是受母亲的影响。母亲没有什么受教育,但是教他必须一生善良,不怨恨,不自弃。但是母亲的耳提命面,他听进去的少,遗忘的多。因此他认为让他变得那么“励志”的,是在于后来的摸索。尤其近十余年来,他接触西方神学及伦理学,“经由这些方面的思想,终于能体会到人类由野蛮到文明的不易”。

然而,让我觉得有趣的是,南方朔说:推动人类进步文明的,其实不是什么“公平”,“正义” 之类的抽象慨念,而是比这些慨念还要基本的感情因素。他把它称为“对别人的感觉”。 第一是体会别人对自己的感觉,他说,当人们能体会到别人对自己的感觉,他就会产生愈来愈高的羞耻感。二是面对别人,能越来越体会别人遭遇到某些事情的感觉,这样他就会越来越提高“不安”的门坎。以前对别人做了某事会无动无衷,但随着“不安” 的门坎提高,这种事情就会逐渐不再敢做。愈来愈高的不安标准,会诞生诸如不忍,勇敢,公平,正义等外向的品质。

因此对“别人的感觉”才是文明的根本。他说如果一个社会,每个人心中只有自己,面对别人别事失去了感觉的能力和意愿,纵然大家都有高的教育,知识水平,最后只是落得互相聪明的折磨,聪明的谩骂。看看台湾政坛的吵闹,再看看去年本国14届大选期间,社交媒体中一些种族,党性言论,谩骂,我可以理解南方朔的感受。

南方朔所提倡“对别人的感觉” ,使我想起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是善端。也想到耶稣曾说的: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而第二大诫命是爱人如己;他也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又说:“你们想要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的道理”。

往往我们对跟与我们不同的人怀有成见,甚至怒气填胸。我们喜欢带着有色眼镜看世界,看人。

文章开始,耶鲁大学前任校长布鲁斯特刻在墓志铭的那番话,对政党,对各个种族相互散播敌视,怀疑的马来西亚当前社会情况,是相当贴确的。

注:本文首次发表于《e南洋》之《牧羊人》版,2019年3月10日刊

 

亦舒谈写作 (二)

文:张文光

亦舒的这本《写作这回事》 有许多自传式的资料,可以窥探到她的生活小事,喜好,以及对一些事物的想法。比如说曾经三年时光,亦舒的稿子都是在图书馆里写的。又比如说她喜欢用什么笔来写稿,用什么稿纸。

倪小姐也不吝分享写作是否靠天分,写作有哪些压力,写小说需不需要大纲 ,如何取书名等。 我也急不及待想听听她认为写作者必备的是哪些条件,先入为主地认为她定会说写作必须靠天赋,必须阅读过上万的名著经典。没想到她说写作必须有纪律,“必须谢绝应酬,不要再听电话,回复电邮,不宜时常接受访问等”。这些问题我都没有面对,但是仍旧不能成为畅销作家。

倪小姐认为当先做写作人,再来想做作家(参页132-133);有点“为学为人也”的意味。她非常敬业乐业,从不脱稿(不然如何能有每年出了几本书,从不间断的记录)。她珍惜写作这分工作,也感谢写作给她带来生活所需,个人的荣誉。说她的生活费用,学费,置业成家,甚至面头首饰,交际开销,都是拜她的写作职业所赐(参页140-141)。

我们都羡慕多产作家的文思如泉涌不断,而凡人如我辈,往往对着空白的稿纸,或电脑荧幕,久坐仍不能挤出一个字,差点愤而上吊。但倪小姐说文思中断问题主要是“时间分配问题” ,“不可分心,这不是人笨刀钝的问题”(页172)。多么像Peter Drucker教导人如何管理公司,管理时间,处理事务。她宣告:“写作的首要条件是坐下来,写。作者若俗务缠身,四出奔走,大约不会有可能生产比较完整的作品。”(页173)

倪小姐不认为写作必须呕心沥血,”要写到夜半伏在床上痛哭的”。相反的,要愉快的写。如果要伏在床上痛苦流泪的写,那就不如转行。 “认识的作家不少,从来没有听说倪匡或西西说他们写得哭出来写作同其他工作一样,不宜爱理不理,嘻皮笑脸地干,我们要敬业乐业。却也不必为之落泪,写,不停地写,切忌有名与利的包袱,爱怎样写就怎样写,爱写什么题材就拿它来发挥。” (页179)

让我们学习倪小姐般,心花怒放,轻松欢愉,不间断的写吧!说不定还可以写出一层楼来。

(2018年1月12日)

生命·哲学·狗

文:张文光

Photo by Lam Been Koon
Photo by Lam Been Koon

前两天到我最爱的书局Kinokuniya去,本意是要买本Moleskin日记本给儿子;免不了去浏览令人垂涎,琳琅满目的书籍。结果就是两袋书,其中一本是丹尼尔·克莱恩(Daniel Klein) 的Every Time I Find the Meaning of Life, They Change It (Oneworld, 2015年出版)。作者是位78岁的美国作家,写小说也写非小说 (non-fiction),包括与他人合写了一本畅销书,叫做《柏拉图与鸭嘴兽一块上酒吧》(Plato and a Platypus Walk into a Bar)。

据作者说,本书是他25岁开始收录的一些哲理短句(他称之为Pithies)的反思。每章卷首都有一段某位哲学家的短句,作者就借题发挥,加以扩充,评论。这本书没有提供当怎样过一种有意义的生命的想法,而是探讨不同的哲学思想,让读者自行决定那种想法才是好的。作者所收录的短句其实代表了不同学派或者是一些重要的哲学思想,主题,如自由意志 (Free Will),享乐主义(Hedonism),存在主义,萨特,休谟对生命意义的洞见,尼采的“超人”思想,悲观主义,理性主义,犬儒主义 (Cynicism),新无神论(New Atheism),不可知主义(Agnosticism), 朋友的好处,什么是爱,圣经《传道书》的智慧等。

Photo by Lam Been Koon
Photo by Lam Been Koon

作者文笔生动,写得妙趣横生;内容深入浅出,显出作者的饱学。字里行间时不时闪出智慧亮光。堪称一部把隐晦的哲学思想通俗化,又能与现代生活种种课题接轨的难得佳作。

书中有好几处让我有所领会,学习。让我把它们罗列一下。

在本书142页(我只能用页数,因为这本书没有目录,也没章题,章数),作者克莱恩引述了培根(Francis Bacon)的名言:“一点哲学引向无神主义,但是深邃哲学则带领人的心思到宗教”(原文作:A little philosophy inclineth man’s mind to atheism, but depth in philosophy bringeth men’s minds about to religion”)。作者自谦的说他可能没有资格评论,因为他无法探研哲学的深处,但是他还是能捉到这句名言的重点。他接着说:“亚里斯多德的名言:‘当你知道得越多,那你会发现你不知道的更多’,培根是从这个想法开展他的看法的。承认自己所知的有限,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是那么少,真的是一种大开眼界的想法(a real eye opener)。但是这不能阻止我们想要知道的更多,或者至少保持一直探索的态度。对未知的追寻,肯定让我们心思倾向于寻求属灵事物(any wondering about the unknowable certainly inclineth a mind toward the spiritual)。

另外一章是谈到怀疑主义大师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的那一句:“对宇宙来说,人的生命不比一只牡蛎来得重要”(The life of a man is of no greater importance to the universe than the at of an oyster)(参本书第81页)。 休谟认为人只是宇宙这个巨大机器中的一个小零件,渺小得没什么意义。但是作者认为我们可以用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牡蛎比喻。虽然我们的生命微小,但是可以有巨大的涟漪作用 (ripple effect)。他引用Frank Capra 的电影It is a Wonderful Life 来说明。主角George Bailey认为他对不起他的家人与社群而想在圣诞节前夕自杀,但是Bailey 的守护天使Clarence出现,让Bailey 看到如果没有他,整个社区将会不一样。

此外,克莱恩也引用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电影 《芬妮与亚历山大》(Fanny and Alexander)中的一段对白,来带出这个信息:

“世界是一窝的强盗,黑夜经已降临;邪恶已经挣脱锁链,像疯狗般的横行世界。邪恶的毒素影响了我们每个人,无人幸免。因此让我们还能快乐的时候,继续快乐吧,让我们继续善良,慷慨,充满爱心,做个好人吧。我们无需感到羞耻,其实是必须,在我们微小的世界取乐吧。”(It is necessary and not at all shameful to take pleasure in the little world)(参页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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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书,我也学习到,思索本身就是一种的喜乐,而其重要性不亚于其他肉体感官好处。根据作者说这是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所强调的(参页58-60)。他引述罗素的说话:”The goods of the mind are at least as important as the goods of the body”。

书中有一章谈到友情的可贵,引述了美国哲学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名言:“老朋友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你能愚笨的与他们相处”(It is one of the blessings of old friends that you can afford to be stupid with them)(页64),读后让我心有戚戚矣。

在宗教观念上,作者自称是一个不可知论者(Agnostic),但他对宗教仍然是非常尊重,且持开放的态度(参页145)。 所传达的仍然是一个积极的人生态度,在讨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那一章(页30-34),作者引用伍迪·亚伦(Woody Allen )的电影Hannah and Her Sisters 的男主角密奇(Mickey)在片尾的一段独白,来说明其实我们能从生命中的小乐趣,重拾对生命的喜悦感。而就是这些小乐趣,让我们在看来充满绝望的境况继续向前。正如王尔德(Oscar Wilde)所说:“我们每个人都身处阴沟,但当中有些人却看着满天星星。”(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

本书充满历代西方哲学家的睿智短句,加上学问渊博的作者之讲论,分析其时代意义,有些段落读来的确有暮鼓晨钟的感觉。

书中有个相当精彩的后记 (Epilogue),讲到读者对本书的回响。他说读者们最大的回响是有关他的狗Snooker的一些记载。因此在后记他谈论了一些狗与哲学家的有趣逸事。我转述之,以飨我的读者。

古代希腊(约公元前4世纪)的哲学家第歐根尼(Diogenes)曾说:“狗与哲学家作了很多很大的好事,但是他们得到最少的报酬。”英文是这么说的:“Dogs and philosophers do the greatest good and get the fewest rewards” 。[我想很多人会把“哲学家”这词,换成他现在正在做的职业或工作]

Diogenes是希腊众多哲学派系中称为“Cynic”的,他也被称为Diogenes the Cynic。 而“Cynic”这个词是来自希腊文,意思是说“像只狗“(dog-like)。因为Diogenes生活举止活脱脱就像只狗。他说狗很自然,不做作;要吃东西就吃东西,要撒尿撒尿。狗只活在当下,不用为过去或未来烦恼。Diogenes 常赞赏推崇这种生活方式。一生据说说是住在一个木桶(亦说是装死人的瓮),所拥有的所有财产只包括这个木桶、一件斗篷、一支棍子、一个面包袋。他鄙视社会的虚伪,卫道之士。我们的仁兄也因此仿效狗狗,肆无忌惮的公开撒尿。中文把Cynic翻译为“犬儒”。嗯,还是第一次看到两者的联系。

不只是Diogenes从狗学到人生哲理,大哲学家柏拉图也说:“Your dog is a true philosopher” . 不相信,去翻阅《理想国》第二卷,当中苏格拉底与格劳孔(Glaucon) 有关“哲学王” (philosopher king) 当拥有的素质的对话。

(2018年3月8日,星期四)

 

社会秩序与超越意义 — 赵紫宸思想浅谈

文:张文光

Photo by Lam Been Koon
Photo by Lam Been Koon

好久没有阅读硬邦邦的神哲学文章了(最近几年多读些散文小说)。昨天filing 一些文件时,看到2007年的一些笔记,是关于20世纪中国基督教神学家赵紫宸的一些记录。看看原来是从北京哲学系教授孙尚扬的《宗教社会学》的附录文章载录出来的。孙尚扬的文章题名为〈在秩序与意义之间:赵紫宸的选择及其得失〉。笔记有些甚有意思的东西,但不是很完整,因此想把原文找出来再看一遍。翻找塞满书架上杂乱的书,非常高兴最终找到了。十几年没动,已经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抹去灰尘,重新阅读这篇文章。读后获益良多。

孙尚扬认为基督教有“处身于世界,又不属于世界”的特性,因此既有关注今生,或者说现世的实际问题,比如说社会的改造的向度, 也有出世(超越)的向度。他把前者称为“秩序”,后者成为“意义”的层面。而文章主要是讨论赵紫宸(1888-1979)如何在上述两个取向之间,做出选择,而其得失何在。

赵紫宸向来不被保守教会所接纳,因为他的一些思想有所谓“自由派”,或“社会福音”的因素。但是无可否认他是20世纪中国基督教历史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他的一些看法,思想,到今天还是相当适切的,值得加以研究。

Photo by Lam Been Koon
Photo by Lam Been Koon

 

孙尚扬认为赵紫宸,像当时许多的基督教神学家(如吴雷川,吴耀宗等人),是倾向于取基督教的“秩序”意义,或者说“宗教功能”。赵认为不仅知要救“个人”,也要救他所处的“社会”。他强调“教会乃是社会中的社会”,乃是道在社会中的肉身。他一生所作,重点似乎是希望透过基督教来改造人心,从而改造当时的中国社会与政治秩序;多过于基督教的“意义理论”之建构。孙尚扬认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基督教神学家,多数把思想和行动集中基督教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上,尤其是社会秩序的重建。但在基督教宗教“意义系统”的建构却没有什么建树。

赵紫宸对汉语基督教神学的建构,一直是孜孜以求;当一些中国基督徒认为基督教更多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应该在生活中,而不是在理论上表现其生命力时,赵紫宸一方面表示赞同,另一方面又补充道,基督教是宣讲圣言的,这既需要用活生生的人格,也需要用理论来予以表达。 换言之,基督教作为生活方式需要得到解释。赵紫宸认为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在华传教士,在思想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直到推翻满族统治的政治改革时期,他们对中国人的生活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是,自那以后,中国的教会几乎不再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 1938年前中国面对各种思潮的冲击,如人本思潮,实用主义,实验主义,自然主义,怀疑论等。当各种思想大行其道时,基督教却患上了失语症,“以致对中国人毫无价值可言”。(孙尚扬语,页284)根据孙尚扬的说法,赵紫宸因此疾呼当中国处于抗战救国的生死攸关之际,基督教应该力图在思想领域产生影响。它应该该宣讲自己的社会哲学,此外,教会应想法设法发现和开发它自己的思想家和思想领袖。(页284)

的确赵紫宸在理论建立方面,出了许多力量,著作等身;其中包括大部头的《基督教哲学》等。赵氏认为中国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因此强调用基督教来改造“人心意念”。他甚至认为只有基督教能完成为中国创造人的新精神的使命。(页291)

看来是时候把当年从北京买回来,现也封尘的三大册《赵紫宸文集》拿下来读一读了。

(2018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