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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文光

1991年我在智慧书局买了一本民国才女之一苏雪林的《读与写》，是天主教出版社光启出版社在1959年出版的。直排版本，字体非常小。当年也没有细心去读，最近才把它翻出来重读；觉得内容丰富的很，书中一些教导如何读书与写作的文章，的确是言之有物，至少我个人从中获益良多。

这本书是写给中学生或大学生看到，教导他们怎样学习华文，怎样写作。但是我觉得在今天华文水平普遍低落的情况，它适合任何一个写文章，说理教导，包括写星期天崇拜会讲章，周报或讲道的人细心阅读。苏雪林在书中第一句话是：“学习国文的条件，第一是识字”，提醒我们不要写别字，不要念别音。她举了几个例子如“伍员”当读作“伍云”，“单于”当读作“蝉于”，“月氏”当读作“肉支”，“羽扇纶巾”中的”纶”当读作“关”等。

在读书方面，苏雪林遵循他的恩师胡适所提倡的四到：眼到，口到，手到，心到。在此就不赘述。唯一可能可以强调的是苏雪林先生提到的“手到“ 包括抄书与做读书摘记。她说对一个高中或大学生来说，摘记的对象包括（一）文章，诗词歌赋中的佳句，如“绿肥红瘦”（李清照词）；“暗里东风，可谓无情，搅碎一帘两月”（周密词）等，（二）嘉言（人生经验的结晶）；（三）成语；（四）术语。此外在手到方面，也需要做阅读书本的摘要，“用提纲絜领的笔法，做一个大纲，或特制一表，既可助记忆，游客联系作文之法。”（页23）。这也是我喜欢做的事，每每看到文章中秀丽隽永的词句，都会手抄下来。多年下来也累计了不少的诗词，美文短句，读书劄记。

在《怎样作文》这篇文章中，苏雪林提到四个写文章的基本条件：（一）字句清顺，（二）条理分明；（三）结构完密；（四）内容充实。我个人认为这些条件也适用于任何文章，包括讲章。不幸的是在教会杂志内的文章，或者传道人的讲道，讲课，祷告中往往充满累赘的文字。苏雪林先生约70年前的提醒，在今天还是那么贴切：“‘文从字顺各职职’,  将每一句文，每一个字，都派遣到它们自己的岗位上去，使到各个负起本身责任，充分发挥能力。”  她举了一几个例子，以形容词而论，譬如“的烁”是形容闪烁不定的光芒，若说“日光的烁”便不对了，因该说：“日光赫赫”、或“日光昊昊”。“宽敞”是形容建筑物的，若说“海面宽敞”便不顺了，宜说：“海面甚辽阔”。以动词而论，譬如我们说“鼓励学子，努力读书”，“鼓励将士，努力杀敌”是可以的；若说“鼓励父母做慈爱的长辈”，“鼓励长官，做爱护下属的上司”意思也许可以通，口气却不合，因为“鼓励”二字，普遍是上对下而用 （参页28）。走笔至此，我想起在基督徒的聚会中我们常说，“请某某人做结束祷告”，“请某某长老做家事报告”，问题是”祷告“，”报告“本身就是动词，不需要加上赘词“做”。就直接的说“请某某带领我们祷告，结束这个聚会”，请”某某长老报告家事“即可。

在条理分明这个条件，苏雪林说：文字本是说明我们的思想之工具，文字写的杂乱无章，则思想不能说明，失去工具的意义了。她提出一个说法：我们写文章，用一个词管照许多句，那些句子一定要它管的住，文气才可以伏贴，文章才有条理。以下是一个相反的例子：

跑到树林里，听鸟鸣，花香，树叶的轻摇，清风的细语。

苏雪林认为”鸟鸣“和”清风的细语“ 是可以归“听”那个动词照管的。至于“花香”，“树叶的轻摇”却要劳动“嗅”，“视”二个感官，听官便无能为力（页29）。

第三个条件，即结构完密这方面，苏雪林说：“结构乃指文章全体而言。文章有宾有主，主为重，宾为轻“；不可喧宾夺主。”文章的全体结构，宜停匀，宜相称，若开头一段，仔细描摸，做成了一顶“大帽子”，说到说来，无话可说，草草结束，这叫做‘头重脚轻’” （页80）。她也提醒：“要想文章结构完密，最好在下笔之前，把题中应有的义，可以发挥之点，现在脑海仔细思索一番，然后分出步骤，编成大纲，譬如木匠造屋，必先搭乘屋子的架子，叫做“间架”者，然后才可以进行砌墙安壁、开门辟牖，盖顶瓦，铺地板等等工作”。（数81）这番话应用在写讲章一样的贴切。君不见现在许多传道人的讲章杂乱无章，最后让听众感到不知所云吗？浪费一段讲道的好时光。

在内容方面，苏雪林说：“古人著书，必须十余年读书养气功夫，而后始能成一家之言“（页34）。我想甚少写作的人能达到成一家之言的境界。我们的文章大多数也不能“藏之名山，传之人“，但正如苏先生所说，我们的文章还是要做到有内容，好看。要做到这点，她说先必须充实自己，才是根本方法。”充实自己“就是要”知识丰富，任何部门的学问皆须涉猎 （页35）。

苏雪林认为“文学写作的技巧，卑之无甚高论，先要把“记叙“，”写景“两个项目加以充分的注意 ”（页64）。记叙必须有条理，”文章有开关，有首尾，有中信思想，有遣辞造句的规律，有谋篇布局的法则。“ （页65）。这些大概我们都知道，也无须多说。倒是在文字的剪裁方面，是许多人的问题。苏雪林说：“够标准的文章，总很洗练”（页66）。她引用顾炎武的劝告：“每一成文，先自读一过，取笔删去多余的虚字，继则刊落冗杂的辞句，继又归并其段落，紧缩其篇幅，则必成为一篇简古遒劲修洁可颂之文”（页67）。在修剪文章是可以学习找最适当的字句。她举了个例子，王荆公的绝句：“春风又绿江南岸“，原稿的“绿”字初作“到”，后改成“过”，“入”，“满”，凡如是十余字始定为“绿”。

在《文学写作的修养》这一章，苏雪林强调韩愈所说“本深者末茂”，“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煜”。她强调写作第一个条件是多读书；她觉得作为中国人，我们当在国学方便的书又涉猎，若能读完一百部中国名家，如屈原，司马相如，班固的赋，陶严明，李白，白居易，李贺，苏东波的诗，李清照，辛稼轩的词，先秦诸子的学说，才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文化人（页79）。

第二个条件是收集人生经验。第三是培养丰富的情感，第四是作者需创造完美的人格。

谈到写作者须有完美的人格，相信大家会嗤之以鼻。苏雪林自己也说“我说这话知道有人要冷笑了“。我们不也是常说我们不能因为作者的个人操守，而抹杀他的作品的文学价值。这个辩论是古老的，中国老早就有文学是否当“载道“ 或”缘情“的两种看法。所谓的”缘情“，有点像西方文学界中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看法。苏雪林说五四运动以解放礼教的桎梏，发展个性的自由为文学惟一鹄的 （页87）；不屑于传统的“文以载道”的说法。她也提到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西方从19世纪末，科学称为万能，唯物主义随之猖獗，文学上学产生了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专事描写丑恶的兽性，及社会的黑暗面，结果使人类心灵陷于怀疑、悲观、厌世，丧失了乐生奋斗的精神（页87）。苏学林认为一味的描写人生的黑暗，虚无，邪恶，缺憾，无意义并不能有益与人；也不能给读者带来盼望与生命的力量。我喜欢苏氏的一段话：“退一万步言之，这个世界是缺陷的，但它虽有缺陷，却也非常的值得留恋。” （页88）。

苏先生的文章写于1940至1960年间，当时她所处理的问题可能跟我们现在的问题完全不同，但是对于文学的一般观察倒是还是相当贴切的。放眼现在的文学，不管是西方的，东方的，多是描写一些怪诞，荒谬，黑暗，消极的事情。举个例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钢琴教师》读来让人皱着眉头。最近阎连科的《中国故事》描写儿子想要杀掉父亲，父亲想杀掉自己的妻子，母亲也谋想杀掉儿子，里面充满乐诡异怪诞；让人读来相当不安。

可能我是属于老一辈吧，我能认同苏雪林的看法：在巨细靡遗地描写事实，反映人生的同时，我们的文章当含有理想；必须能有些东西给人带来能力与信心，从而肯定，面对生命。

（2022年4月25日初稿，2022年6月30日修订）

上个月看到伍燕翎刊登在《星洲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题目为《苏雪林的浮生记忆》，让我读得津津有味，也多一点认识这位经历民国，五四运动才女的事迹。初次认识苏雪林大概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那时候时常去基督徒写作团契的办公室，找《文桥》杂志的编辑同仁们聊天。基督徒写作团契的办公室在大马蓝球总会附近的卫理大厦（Wisma Methodist），楼下有一间基督教书局，当时名字为“智慧书局”。每次去写作团契一定会去智慧书局逛逛，浏览与购买基督教书籍。当时响应写作团契的呼吁，亦步亦趋的学前辈们写一些福音文章，投给报章。1991年有一次在智慧书局的大平卖角落看到苏雪林的《读与写》，不假思索地就买了下来。这本书是天主教光启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的，封面設計粗糙，直排，字体小且密密麻麻。当时也没啥细心阅读，只记得其中一篇文章揭露了苏雪林的世界观，当时还用黄色荧光笔做了标记。直到最近，才重新细心阅读这本书中她对读书，写作人的修养与技巧的心得，获益良多。也因为这本书让我认识了这一位一生投入写作，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学者与作家，对她有点兴趣，也开始注意她的作品。

2017年间吧，中国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在八打灵的一个商场开了一个叫做“九丘书馆”的书店，里面摆卖的都是大陆出版的经典文学，历史，传记，国学书籍。让我这个书虫，欣喜若狂，毕竟八打灵没有一间像样的中文书局（但最后却印证了那句“好景不常”的老话）。有一天放工后，到九丘书馆浏览书籍，无意间看到一本题命为《逝水年华》的苏雪林散文集子。里面收录了苏雪林的多篇著名文章，如《绿天》，《鸽儿的通信》等。这些文章都是写她跟丈夫新婚时期的一些事迹与跟他的一些通信。我从伍燕翎的文章获知，苏雪林29岁奉母亲的命令，与工程师张寶龄结婚。 她的处女作散文集《绿天》就是记录了新婚愉快甜蜜的日子，所谓的“绿天”其实是侧写《圣经》中所说的伊甸园。苏雪林在这些1920年代所写的文章中，把她的新婚生活描写成像在伊甸园一般。可惜这段婚姻维持不久，1949年苏雪林离开中国，辗转来到台湾。从此夫妻过着两地分隔的生活。或许是因为宗教的原因，苏坚持不离婚。张宝龄留守大陆至离世，一段有名无实的婚姻维持了36年。我们不可忘记苏雪林所处的时代是女性被歧视，地位不高的時代。离开丈夫，家庭，一名女人是甚难生存。从堅持不離婚这件事，以及過後他怒駡魯迅几近半個世紀，可以看出苏雪林的倨傲与勇敢，同时也揭露她坚持自己的看法的性格。

 

苏雪林独立思想的格性也流露在《读与写》内几篇谈作家的修养的文章中。90年代第一次读这本书，印象最深的是苏雪林铿锵有词地提倡另外一种世界观。她力排众议，拒绝当时流行的进化论思想；拒绝一些鼓励人生无意义，弱肉强食的唯物论说法。她承认两次惊天动地的大战，把什么美好的东西都毁灭了，留给世界的只是混论、谎言，愚蠢，无理性的暴力等。但是苏雪林没有因此而犬儒，她说可能我们无法否认地球在渐渐衰老，太阳系也至终会消灭，但是我们目前所处的世界，浩瀚宇宙是怎样创化的，演进的，保存的，我们能解答吗？翻开《读与写》映入眼帘的是褪了、浅黄色的段落： “冥冥中有一种伟大而神奇的智慧在生化，管制，操纵着这一切“。”这个万象森罗，秩然有序的宇宙之形成，绝不是无意义的，既不是无意识，则必定是善的，我们若能体会天心，则我们的人生观又怎能容许消极悲观呢？“ （页88）她下了结论：”我们在人生舞台上，无论做主角也罢，做个跑龙套也罢，都该拿气力来好好的表演一下。“ （页89）

或许，正是这种人生观支撑了苏先生一生积极，进取，不妥协，甚至一些近乎偏激的行为与言论。

（2022年6月17日）

《亚洲周刊》是我多年阅读的亲志之一；打从1987年创刊号到现在仍未间断。早期有李欧梵，南方朔等健笔的评论，近期每周出现的有邱立本，林沛理等的文章。这期（5月11日到17日刊）在〈封面笔记〉的专栏，总编辑邱立本写他最近重新阅读法国文学家卡缪（Albert Camus）的《鼠疫》（The Plague, 法文书名La Peste），说在现在新冠病毒肆虐之际，＂自由联想＂与延伸思考一番。我坦承未读过《鼠疫》，不是说经典就是那些该读但从不去读的书吗? 不过前天我还是把企鹅版的英文版本，以及颜湘如的中文译本找出来阅读了一点。企鹅版的扉页注明是1994 年买的，颜湘如的翻译版本是在2015年买的。（想想书架上买了二十多年尚未阅读的名著也夠多的了，其中就有一两排黑色书脊的企鹅经典。我多年的梦想就是能夠甚么都不用做，好好地把这些书，还有那么多的中文经典读一读。）

邱立本在评论《鼠疫》有一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卡缪的《鼠疫》也写出资源匮乏的时刻，正是考验人性的时刻，官僚系统分配资源的机制都逐渐失效，市㘯运作也无法正常，最后只有巧取豪夺，各显神通。＂但还好，民间社会还是展现人性的光辉。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只做好份内的工作，不忘原来专业的初心，在灾祸面前不退卻，也等于是顶住了人性的防线。

林沛理也从＂英雄气质＂（heroism）来理解《鼠疫》。我们都崇拜＂超级英雄＂（superheroes) ，但是谁才是真正的英雄？他认为英雄就是在非常时期，因为要活得像人样，而做出非常之事的普通人也（Heroes are ordinary people doing extraordinary things out of decency）。在《鼠疫》一书，留在奥兰市（Oran）对抗鼠疫的重要成员，名字虽然叫做Grand， 但却是一个平凡不过的低级公务员。而另外一个抗疫英雄，也是书中主角赖斯医生（Dr Rieux），视抗疫为履行责任，不是什么英勇行为。他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加入抗疫大军没有什么特别，不加入才奇怪。亲眼目睹疫症带来的苦难，只有疯汉，瞎子和傻瓜才会选择不作为。＂

林沛理这么诠释《鼠疫》：＂这是《鼠疫》的道德教训，也是卡缪对世人的忠告：不必做英雄，只要不做疯汉、瞎子和傻瓜就可以。＂

我也联想到曾在一本叫做《如何改变世界》的书（作者是英国著名记者John-Paul Flintoff)）看到这句话：＂过于强调伟大的抗争行动 —— 例如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一名中国学生提着购物袋，一肉身阻挡一列坦克前进 —— 可能造成误导。具有伦理意涵的事物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俯拾皆是。维多利亚时代艺术家与作家罗斯金（John Ruskin）曾经问道：为什么我们要颁奖给拯救某人生命的人，他做出这种举动是在电光火石之间，甚至不假思索；而我们卻未曾奖赏生儿育女的人，他们投入的可是经年累月的努力＂（页59）。

《圣经》记载耶稣曾说过的一句话：＂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加福音〉16章10节）。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在讲这句话时，他先讲了个比喻（parable），重点是一个不公义的管家，如何利用钱财来解决他所面对的危机。在这段叙述的结尾，耶稣也说出了那句名言：“一个仆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 “玛门”（Mammon）在犹太文是指钱财或者产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耶稣很清楚，人往往会因为爱钱，把神给忘记了。人很容易把原本应当给予神的忠心和敬拜，悄悄地移向玛门。这点古今中外，在哪个文化都一样，看看马来西亚的政坛的各种滥权贪腐，政客朝秦暮楚，像青蛙般的跳槽，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玛门可以跟神平起平坐，甚至比神更有吸引力。

英国哲学家梅铎（Iris Murdoch) 坚称所谓美好的生活，不只是偶然摆出的伟大姿态，＂自由是由无时无刻进行的小事构成的，而不是在关键时刻克服一切，华丽地向前一跃＂。梅铎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培养出一种”留意一切的态度“，注意日常生活中具有价值或合乎道德的事物，我们就得以磨练出在关键时刻行动， 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

英雄就是每天坚持原则，在大小的事上，做好本份，活得像人样的普罗大众。

(2020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