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文光
注： 以下是我在2017年8月11日，于文桥/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所主办的“ 文字营”中两堂讲座的讲义。其他两位讲员为本国资深基督教文字工作者黄子与晨砚。
第一讲：文学需要宗教，宗教需要文学吗？
什么是文学？
俄国作家Konstantin Paustovsky曾说过，文学是从生活和生命中提炼出来的金粉所铸成的“金蔷薇”，然后将这些金蔷薇送给知音，献给最爱的人。
中国传统的文学定义
中国传统的文学评论者说“诗言志”。“言志”就是表现自我的心志情感 （心理方面的）。明末的文学讲真性情，其实就是言志（参刘再复，《什么是文学》，（香港：三联，2015）页26）。
韩愈则奠立了另外一个巨大的传统：“文以载道”。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大致是“载道”与“言志”这两种理念此起彼伏的过程。
根据刘再复的说法，文学除了可以言志，还可以认知世界，认知人性，认知人的生存条件。 它除了可以有“志”的心理内涵，还可以有自然的内涵，社会内涵，历史内涵和其他精神内涵。
文学可以有“道”的内涵。不可以成为道的注脚。可以有哲学，但是当把哲学化为盐，溶化水中，只可品味，不可直接“宣传”，把文学当作除恶扬善的工具，当作是道德教科书，那样文学就不是文学了。（刘再复，同上，页27）
文学必须有思想，也当有大思想，但不说教。“思想是融入文学中的血液和灵魂。”不要“本质化”，所谓“本质化”就是简单化。把文学简单化为伦理工具和道德教材。
当然曹丕提出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着眼点是国家功利。梁启超也曾经说：“没有新小说，就没有新国家，新国民，新社会”，把文学看成改造历史社会的大工具。但是刘再复认为文学应当是超越功利的。
最后刘再复定义文学为：“文学是自由心灵的审美存在形式”（页30）。当然，基督教的文学观可以不同，我将在第二堂谈谈。
文学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
先来看一幅图画：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在一篇叫做〈在迷宫中仰望星斗—政治人的人文素养〉的文章中（收录在《百年思索》一书中），龙应台讲了一个比喻：白杨树与的湖中倒影，哪个是真，哪个是虚？ 湖岸上的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世界。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世界，倒影的世界。倒影中的白杨树也会因为下雨，水波的浮动，而呈现不同的形状。那个才是真实？两者必须互相映照，同时存在，没有一个是孤立的现实。文学就是让我们看到除了岸上的白杨树，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加真实存在，就是那湖水里面的白杨树的倒影。
我个人的体会
文学让我们去到一个不能去的地方；感受到平常感受不到的感觉，情感。
我最近看韩寒的《三重门》，这本书让我找回了那种少年情怀，情窦初开的感觉。唤回了那种约40年前的特殊情绪。也让我深感中国年轻人，读书的辛苦，做父母的那种患得患失的感情。作者将那一代的精神状况用文字清楚表达出来。那么一本放在书架占了那么小的空间的书籍，一打开，却能带我超越现有时空的限制，回到另外一个已经失去的国度与时代。
什么是宗教？
宗教是形上的，碰触的是人间未知的讯息。
宗教与哲学，艺术，文学在某些层面有所重叠的，比如说探问人心，追索痛苦。
但是肯定的是宗教是处理人生的问题，人生的深层不安等。
但是宗教有几个特性：（一）无论宗教是什么，它都必定包括神的，人的和宇宙的历史 （参考柯拉柯夫斯基著，《宗教》一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页xi）（二）罗马尼亚裔宗教历史学家伊利埃德 （Mircea Eliade）认为宗教是“对于一切神圣事物的感受。” （三 ）Louis Dupre则认为 “宗教是人类心灵与实在界之间的一种复杂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是辩证的，因为它兼具主动与被动双重辛格，但是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不停地否定既得的立场”（参其《人的宗教向度》， 傅佩荣翻译，页31）。
而根据《宗教词典》所说：宗教是对终极者的信仰所激发，以之为核心之相应的情感体验，思想观念，行为活动和组织制度的象征体系。也是由于神秘的超人间力量的信仰所激发，以之为核心之相应的情感体验，思想观念，行为活动和组织制度的象征体系（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修订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我个人认为宗教离不开对生命终极处境的关怀，尤其是生死的问题的看法；宗教对人有要求，要我们作出价值的判断，不像哲学家那样，他们也谈论探讨一些形而上的东西，如真理，如美善，但与宗教不同，哲学一般只是停留在纯粹思辨，而没有要求信者付出相对的行动。
所有的宗教都离不开“神”，但是“神” 这个“名词” ，就像张晓风所说，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形容词”：他的属性如何，他对我如何？（《喜欢生命》，台北：九歌，2006，页17）（下堂将讲）
宗教与文学的最大公约数，至少包含了仁慈，对生命虚幻短暂的体悟等（《喜欢生命》，页377）。但是宗教文学还需要更深沉的东西。举个例子来说明，英国著名诗人与剧作家（T.S. Eliot） 的《大教堂里的谋杀》（Murder in the Cathedral），描写了即将面对来自英国皇帝亨利二世所颁布的死刑命令的贝克主教（Cardinal Thomas Beckett），如何胜过试探的故事。贝克主教很容易的胜过三个试探，第一是逃命；第二是俯首称臣，服事亨利二世；第三是与他人联盟对抗亨利二世。这三个试探引诱他都胜过了。但是贝克主教仍然需要克服第四个终极试探：即成为殉道者。贝克主教差一点就栽倒在这个试探上，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偷偷地想成为一个殉道者，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无上的荣耀。但是艾略特却将这种想得到自我荣耀的心理描绘为自私，骄傲的表现。显然的，艾略特更深一层地探讨人性隐微之处，他已经来到宗教的层面了。他所说的就是圣奥古斯丁一再说的，人类最大的罪是骄傲（Pride），而不是杀人放火。
文学与宗教的比重问题
好的文学一定有引人思考形而上的问题，探讨人性，探讨生死，探讨终极关怀的问题。文学不一定要弃绝宗教。而宗教经典里，比如说《圣经》，充满了文学的内涵。比如说《诗篇》，智慧文学等，都是美丽的诗章。但是文学与宗教还是有区别的。我认为是个比重的问题 。
第一， 宗教太多，就变成“经”（即宗教的经典如《法华经》，《心经》，《圣经》等） ；
第二， 文学多一点，就成了禅宗的公案，基督教的灵修文学（如《荒漠甘泉》）；
第三，宗教主题的文学，文学因素更加强了；
第四，宗教因素最隐微，文学提到最高，即宗教性的文学。但是我必须加一点：这些文章可以提倡某种的人生观。我的《光之悦》一书第一辑中的文章的旨趣在此。
文学是病，宗教是药
现代文学满了对扭曲的人性的描写 ，似乎写的越变态越能得到文学评论家的青睐。比如说《钢琴教师》这本充满了让人看来非常不安的描写的书， 作者却以它以及其他书籍获得文学的桂冠，即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这名作者为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 （Elfriede Jelinek）。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说明他们为什么选择她的理由：
“for her musical flow of voices and counter-voices in novels and plays that with extraordinary linguistic zeal reveal the absurdity of society’s clichés and their subjugating power”。
《钢琴教师》叙述的是一个叫埃里卡（Erika）的女子在母亲极端变态的钳制下，心灵如何被扭曲，和情爱如何被扭曲的痛苦历程。埃里卡虽年龄上已届而立之年。仍然时刻处于母亲的监视之下。不能越雷池一步，甚至睡觉也必须与母亲在同一个床上。青春期变成了“禁猎期”，埃里卡被禁止和外人随便交往，不能穿时装。想要一双高跟鞋都不行。她的内心因长期的压抑经受了极大的扭曲。
埃里卡是个钢琴教师，学生克雷默尔 （Klemmer）的出现，打破了母女之间死一般沉寂刻板的幽闭生活。克富默尔热烈地追求自己的女钢琴教师，但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情爱陷阶：埃里卡的母亲固执而变态地要从他手中抢夺埃里卡。而埃里卡在对待情欲上表现出受虐狂的疯狂举动。最终克雷默尔选择了逃离。
现代的文学与艺术，只着眼于发掘“真实”，夸张心灵的矛盾与冲突，却没有告诉我们如何突破这样的“真实”，进入一个更好的境界。现代文学喜欢歌颂扭曲，支离破碎，不完美，另类；对人类的堕落状况，人的复杂心理，人所患上的“病”，描写巨细靡遗。但是没有提出解药。我借用赖声川说过的一个概念：文学家，艺术家是心灵的诊断者，看出了病，却没有治病的药。而宗教可能就是那个“药”（《喜欢生命》页5）。
然而，我想提醒我们这群写福音文章的人，不可急功近利，下药不可过猛，让人难咽下去，甚至吐出来。或者解决方案就如基督教作家张晓风说的，最好是提供“药膳”，让人较愿意吃下去，又能治病。
宣扬另外一种世界观
我们可以提出另外一种的世界观，提出这个世界有个爱我们的主宰，我们当以感恩，喜乐的心度日的这个观念。十九世纪的一个著名动物学家Ernst Haeckel，曾经说过，如果有人能很有权威地回答他一个有关人生的问题，那他的问题会是：“这个宇宙是否友善？”（is the universe friendly） （参Huston Smith, Why Religion Matters, Harper San Francisco, 2001, 页26）。 我们基督教的答案当然是“是”，因为神是爱，他爱我们。他没有把我们抛弃在一个冷漠无情的世界中。但是现在的人却认为这个社会是绝情的，生命是一种无意义的折磨。近年来，我的写作旨趣有点改变，不太愿意写理论思想的硬文章，而较偏向写一些抒情的散文。借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带出另外一种的世界观：有一位神，他爱着我们，让我喜乐度日。这是我最近出版的《光之悦》第一辑的文章之旨趣。
文学是美丽的创作
我们不可忘记了，文学是一种自由心灵的创作，文学离不开想象力。文学必须注重文字的美，学习使用优质的文字。可能大家知道佛教的“偈诗”一向来不被当作是诗歌，不被接纳为文学。因为偈诗往往直接成为宗教宣传，文字通常偏于枯燥直率，与记述文字无异。因此，如果我们的福音文章要能较接近文学，那就需要将宗教思想，观念，教义转化为美丽的散文，故事，戏剧；蓄意加入文字的美感，想象成分。举个例子，约翰·密尔顿的《失乐园》毫无疑问是文学，因为措辞美丽，感动人心，故事性强，人物塑造鲜明；但是它也是宗教文学，因为有明显的宗教主题。
第二讲：十字架的救赎—福音文章的书写方向
上一讲谈到宗教的特性。哪基督教有什么不同？
基督教不同的地方
我们谈“起源”（origin） ，谈创造主与创造物的关系，谈人类与父神的关系，以及因为这种关系而开启的可能性。
基督教独特的地方是讲一个作为“有情意的主体”（personal subject）的神与“有情意的主体”的人之间“有情意的相遇”（personal encounter）。具体来说有三方面：
第一，对比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终极追寻即“境界性的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基督教则是追寻人与上帝—主体与主体之间“对话性的生命情操”（life of dialogue）。
第二，在修养功夫方面，对比起中国传统的人生修养哲学，那就是“向内反求” 并信仰人终极主体（比如儒家的良知，道家的道心，佛家的佛性）的“自给自足性”，基督教因为体验上帝作为一位“有情意的无限他者”而在一种“与他者相遇”，“他者介入”“他者在场”和“他者指点”的情态中修养，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
第三，中国传统理解宗教的存在意义和功能，在于给予人“安身立命”（自我超越）的条件与文化价值，但是基督教的核心信仰，是人与上帝和好（关系的重建）（温伟耀，《生命的转化与超拔》（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页2）
谈基督教其实是这有点像谈历史，因为基督教是在历史中的宗教。我们有责任让人知道，基督教不是现在存有，孤立的；我们必须看到基督教这个现象和现象背后的一点一滴的线索。对于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基督教清楚提出答案。基督教有“创造主”这个不可除去的元素，基督教也奠基于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这个历史事实。作为基督教作家，我们必须将这些信念，想法（或我们说的道理）告诉人们。
我们写福音稿，很直接是希望传扬基督，传扬福音。那不是就是“文以载道”吗？ 不是犯了“文学工具论”的大忌吗？
的确基督教的福音书写不能没有基督教的因素，但是福音文章不一定就要那么赤裸裸的“功利主义”。著名的台湾作家王文兴，是一位天主教徒，在《星雨楼随笔》中有许多对宗教的沉思。他说了一句话甚好：“宗教和文学两者，合并是好的，但是在合并之前，仍应该强调“文学”，否则去读宗教经典就可以了。” （《喜欢生命》，页374）。
我个人的看法是华人的基督教文学到目前似乎尚未建立起来。我们有的是解释《圣经》的解经书，一些的见证集子，一些的灵修心得，小品文章，一些讨论某些课题的议论文章。这些都甚好。但是离文学尚远矣。我在一篇文章里说到基督教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张晓风的文章很美，可称为美文的典范，可惜没有什么基督教的精神（参〈我读张晓风〉收录于《光之悦》页97-102）。
可能这是我们“笔兵”所面对的问题，至少是我本人多年面对的问题。那就是要怎样将基督教的精神与特质，融入我们的文章中。让我们看看俄国大文豪杜思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 1821- 1881）的做法。
杜思妥也夫斯基与福音 – 以《罪与罚》为例
基督教神学工作者巴刻（J.I. Packer）称杜思妥也夫斯基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家，也是基督教最伟大的说故事者（the greatest storyteller）。他说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情节以及人物，刻画人性的升华，同时呈现了堕落了的人性的残忍，邪恶以及悲惨。这方面只有莎士比亚与希腊悲剧作家Aeschylus 可以比美。而他所描写神奇异的恩典，及伴随因救恩基督所受的痛苦的深度与宽度，只有但丁（Dante）与本仁约翰 （John Bunyan）可以出其项背 （参The Bruderhof 编的《杜思妥也夫斯基与福音》（The Gospel in Dostoyevsky）, 页vii）。
杜思妥也夫斯基写了许多篇幅浩瀚的名著：如《卡拉马助夫兄弟们》（The Brothers Karamazov），《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白痴》(Idiot), 《少年》（The Adolescent） 等四五十万字的巨著。
1849年4月，称杜思妥也夫斯基和其他30几个参加当时一个叫做“彼得拉谢夫斯基派”（Petrashevsky circle）的组织的朋友，因参加“思想上的阴谋”罪名被捕。被囚禁8个月后，他和其中20个人被判处死刑。
在蒙了脸即将被枪毙的前一秒钟，忽然传来沙皇停止行刑的命令，改判在西伯利亚的监牢服苦役4年，接着流放西伯利亚军队里当了6年一名小兵。当时他28岁。服役于流放时期，杜思妥也夫斯基被迫搁笔十年。
在服役期间，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癫痫病开始发作，以后常受这个疾病之苦。
1855年开始写《死屋手记》（The House of the Dead），1859年才完成，1862年出书。
1864 年写了《地下手记》（Notes from Underground）。
1866年写了《罪与罚》。
1868-69年写了《白痴》。
1874-75年写了《少年》（The Adolescent or A Raw Youth）。
1879-80年写了其传世的巨著《卡拉马助夫兄弟们》（The Brothers Karamazov）。
《罪与罚》的内容简介
《罪与罚》讲的是一个名叫作拉斯科尔纳夫（Raskolnikov）的年轻法律学生，因经济拮据，而被迫停学。他接触了当时一个充满虚无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一切都以自我的利益为依归。他自我合理化（rationalize）为什么他谋杀当铺老板娘阿莉奥娜（Alyona），他认为这个年老的当铺老板娘，无用，狠毒，有病，就像一只可恶的寄生虫，一只蟑螂。
他谋杀这个老板娘的理由只是要证明他不是一只跳蚤，而是一个人！一个充满能力的人！通过杀掉这个社会的人渣，拉斯科尔纳夫要成为拿破仑。当拉斯科尔纳夫遇到女主角索尼亚（Sonya）时，他的生命渐渐得到更新，改变。杜氏没有描写拉斯科尔纳夫“重生”的事迹，只是描写他因为索尼亚的相劝，最后自首了。索尼亚听到他的杀人的招认后，激动地说道：“现在马上出去，去站在十字路口，跪下，首先亲吻你所亵渎的大地，然后向全人类鞠躬，向罗盘的四个角落鞠躬，大声告诉所有的人：“我杀了人！”这样神会再次把新生命赐给你…… 你必须接受受苦，以及通过受苦赎回自己的罪。这是你应该做到……”
《罪与罚》的中心思想
与杜思妥也夫斯基相当熟悉的哲学家Vladimir S. Solovyov （1853-1900）曾经说杜氏写《罪与罚》的目的是要刻画当时社会所推崇的“强人”（strong man），他们假作刚强，不把人间的法律道德看在眼里，但是一旦犯了罪，内心且无法避免地，深受谴责煎熬。
这些“强人”认为法律不过是一些不合理性的外在约束，对他们没有作为。但是犯了谋杀罪的主人翁拉斯科尔纳夫，他无与伦比的自信，最后在比他大了不知道几万倍的神面前，消失殆尽。最终人必须面对神更高的正义审判（参David McDuff, Introduction, Crime and Punishment, Penguin Classics, 1991, 页 12）。
杜思妥也夫斯基在二十几岁时，参与“彼得拉谢夫斯基圈子”（Petrashevsky circle）的革命活动，原本是想唤醒俄国社会团结起来，面对不公义，而按着他们的理想重新塑造社会。但是最后他发现，人要改造的首先是自己。在牢狱的时期，他接触了许多社会低下层的人，但是这些人比知识分子好，他们有的东西是这些上层的知识分子所遗失的：那就是对神的信仰，以及清楚知道自己的罪（a faith in God and a consciousness of their sinfulness,David McDuff，页13）。
《罪与罚》的灵魂人物，也是女主角索尼亚（Sonya），有点像《圣经》中的末大拉的玛利亚 （Mary Magdalene）。索尼亚是一个来自破碎家庭的妓女，她为了照顾母亲，弟妹而被迫出卖肉体。但是她有着对神单纯的信心，以及善良的心灵。是她将男主角拉斯科尔纳夫从各我隔绝（isolation），自甘堕落与自我污秽（self defilement）的状况冲解救出来；并带他重新回到人群中。
杜思妥也夫斯基通过索尼亚的口，带出一个信息：重新回归人性的路，必须是通过十字架，必须通过受苦。现代人千方百计想驱除痛苦，但是杜氏认为受苦是拯救的路途。自由 （freedom）必须有痛苦（suffering） 。
当代著名基督教记者与作家Malcolm Muggeridge说杜思妥也夫斯基想给世人的信息（message）是：接纳受苦，并因此得拯救 （accept suffering and be redeemed by it）。索尼亚接受了人间是有痛苦的，这是无可避免的情况。但是毁坏与新创造是并存的。正如俄国哲学家别尔加耶夫（Berdyaev） 所说：“如果人间都是平等，公正的，人间就不需要上帝了。因为那时，人间就是神了。神存在，因为邪恶存在。”（David McDuff, p 25）
索尼亚丧失父母，丧失尊严，但是却没有丧失她的信心。索尼亚犯罪，是因为不公平的社会的压迫造成的，但是她的纯真没有失去。因为她的纯真，让拉斯科尔纳夫重新有想相信神，生命重新来过的意志（Will to believe and will to live）（David McDuff, p23） 。
书中有有一章谈到拉斯科尔纳夫叫索尼亚读《圣经》有关拉撒路复活的篇章给他听，相信杜思妥也夫斯基是想借此表达一个思想：杀了人的拉斯科尔纳夫，内心深切渴望能“复活”，重新来过。
我们可以看到杜思妥也夫斯基没有大剌剌的谈基督教的教义，但是整本书充满了人必须回到上帝面前，神有大能的恩典，人只要悔改，就能获得救恩，罪得赦免；人的受苦与他灵魂的救赎等重要基督教教义。透过索尼亚读拉撒路复活的经文，杜氏也将基督是救主的信息宣扬出来。这是杜氏高明之处。
结语：努力写吧！
我们没有可能每个人都像杜思妥也夫斯基那么磅礴，深邃，细腻；但是我们了解，有个方向目标是好的。无论如何，我们是在写文章，宣扬福音。但绝不可以忘记了福音的本质：即十字架的救赎。虽然可能开始不知道怎样切入，但不要气馁，只要继续努力尝试朝这个方向进行即可。
而目前我们所能做的是多多阅读，以及多多书写。没有一套方法能让你成为优秀的作家，当然晨砚，黄子可以告诉你一些当注意的事项，如文法，文字与修辞，写作技巧等，但是要成为优秀的作家，最终是需要多多阅读与写作。
（ 2017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