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秩序与超越意义 — 赵紫宸思想浅谈

文:张文光

Photo by Lam Been K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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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有阅读硬邦邦的神哲学文章了(最近几年多读些散文小说)。昨天filing 一些文件时,看到2007年的一些笔记,是关于20世纪中国基督教神学家赵紫宸的一些记录。看看原来是从北京哲学系教授孙尚扬的《宗教社会学》的附录文章载录出来的。孙尚扬的文章题名为〈在秩序与意义之间:赵紫宸的选择及其得失〉。笔记有些甚有意思的东西,但不是很完整,因此想把原文找出来再看一遍。翻找塞满书架上杂乱的书,非常高兴最终找到了。十几年没动,已经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抹去灰尘,重新阅读这篇文章。读后获益良多。

孙尚扬认为基督教有“处身于世界,又不属于世界”的特性,因此既有关注今生,或者说现世的实际问题,比如说社会的改造的向度, 也有出世(超越)的向度。他把前者称为“秩序”,后者成为“意义”的层面。而文章主要是讨论赵紫宸(1888-1979)如何在上述两个取向之间,做出选择,而其得失何在。

赵紫宸向来不被保守教会所接纳,因为他的一些思想有所谓“自由派”,或“社会福音”的因素。但是无可否认他是20世纪中国基督教历史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他的一些看法,思想,到今天还是相当适切的,值得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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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尚扬认为赵紫宸,像当时许多的基督教神学家(如吴雷川,吴耀宗等人),是倾向于取基督教的“秩序”意义,或者说“宗教功能”。赵认为不仅知要救“个人”,也要救他所处的“社会”。他强调“教会乃是社会中的社会”,乃是道在社会中的肉身。他一生所作,重点似乎是希望透过基督教来改造人心,从而改造当时的中国社会与政治秩序;多过于基督教的“意义理论”之建构。孙尚扬认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基督教神学家,多数把思想和行动集中基督教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上,尤其是社会秩序的重建。但在基督教宗教“意义系统”的建构却没有什么建树。

赵紫宸对汉语基督教神学的建构,一直是孜孜以求;当一些中国基督徒认为基督教更多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应该在生活中,而不是在理论上表现其生命力时,赵紫宸一方面表示赞同,另一方面又补充道,基督教是宣讲圣言的,这既需要用活生生的人格,也需要用理论来予以表达。 换言之,基督教作为生活方式需要得到解释。赵紫宸认为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在华传教士,在思想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直到推翻满族统治的政治改革时期,他们对中国人的生活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是,自那以后,中国的教会几乎不再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 1938年前中国面对各种思潮的冲击,如人本思潮,实用主义,实验主义,自然主义,怀疑论等。当各种思想大行其道时,基督教却患上了失语症,“以致对中国人毫无价值可言”。(孙尚扬语,页284)根据孙尚扬的说法,赵紫宸因此疾呼当中国处于抗战救国的生死攸关之际,基督教应该力图在思想领域产生影响。它应该该宣讲自己的社会哲学,此外,教会应想法设法发现和开发它自己的思想家和思想领袖。(页284)

的确赵紫宸在理论建立方面,出了许多力量,著作等身;其中包括大部头的《基督教哲学》等。赵氏认为中国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因此强调用基督教来改造“人心意念”。他甚至认为只有基督教能完成为中国创造人的新精神的使命。(页291)

看来是时候把当年从北京买回来,现也封尘的三大册《赵紫宸文集》拿下来读一读了。

(2018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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