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文光
好久没有阅读硬邦邦的神哲学文章了（最近几年多读些散文小说）。昨天filing 一些文件时，看到2007年的一些笔记，是关于20世纪中国基督教神学家赵紫宸的一些记录。看看原来是从北京哲学系教授孙尚扬的《宗教社会学》的附录文章载录出来的。孙尚扬的文章题名为〈在秩序与意义之间：赵紫宸的选择及其得失〉。笔记有些甚有意思的东西，但不是很完整，因此想把原文找出来再看一遍。翻找塞满书架上杂乱的书，非常高兴最终找到了。十几年没动，已经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抹去灰尘，重新阅读这篇文章。读后获益良多。
孙尚扬认为基督教有“处身于世界，又不属于世界”的特性，因此既有关注今生，或者说现世的实际问题，比如说社会的改造的向度， 也有出世（超越）的向度。他把前者称为“秩序”，后者成为“意义”的层面。而文章主要是讨论赵紫宸（1888-1979）如何在上述两个取向之间，做出选择，而其得失何在。
赵紫宸向来不被保守教会所接纳，因为他的一些思想有所谓“自由派”，或“社会福音”的因素。但是无可否认他是20世纪中国基督教历史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他的一些看法，思想，到今天还是相当适切的，值得加以研究。
孙尚扬认为赵紫宸，像当时许多的基督教神学家（如吴雷川，吴耀宗等人），是倾向于取基督教的“秩序”意义，或者说“宗教功能”。赵认为不仅知要救“个人”，也要救他所处的“社会”。他强调“教会乃是社会中的社会”，乃是道在社会中的肉身。他一生所作，重点似乎是希望透过基督教来改造人心，从而改造当时的中国社会与政治秩序；多过于基督教的“意义理论”之建构。孙尚扬认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基督教神学家，多数把思想和行动集中基督教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上，尤其是社会秩序的重建。但在基督教宗教“意义系统”的建构却没有什么建树。
赵紫宸对汉语基督教神学的建构，一直是孜孜以求；当一些中国基督徒认为基督教更多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应该在生活中，而不是在理论上表现其生命力时，赵紫宸一方面表示赞同，另一方面又补充道，基督教是宣讲圣言的，这既需要用活生生的人格，也需要用理论来予以表达。 换言之，基督教作为生活方式需要得到解释。赵紫宸认为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在华传教士，在思想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直到推翻满族统治的政治改革时期，他们对中国人的生活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是，自那以后，中国的教会几乎不再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 1938年前中国面对各种思潮的冲击，如人本思潮，实用主义，实验主义，自然主义，怀疑论等。当各种思想大行其道时，基督教却患上了失语症，“以致对中国人毫无价值可言”。（孙尚扬语，页284）根据孙尚扬的说法，赵紫宸因此疾呼当中国处于抗战救国的生死攸关之际，基督教应该力图在思想领域产生影响。它应该该宣讲自己的社会哲学，此外，教会应想法设法发现和开发它自己的思想家和思想领袖。（页284）
的确赵紫宸在理论建立方面，出了许多力量，著作等身；其中包括大部头的《基督教哲学》等。赵氏认为中国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因此强调用基督教来改造“人心意念”。他甚至认为只有基督教能完成为中国创造人的新精神的使命。（页291）
看来是时候把当年从北京买回来，现也封尘的三大册《赵紫宸文集》拿下来读一读了。
（2018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