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神学为华人教会梳理争议课题 –《爱教会到底?》序文

文:张文光

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一再为作者谢木水博士(牧师)的神学,哲学,人文的素养喝彩。心中激动,还好华人神学界仍然有这么一个人,为教会当前面对一些社会,政治,伦理的棘手问题把脉,提出一些精辟,宏观的分析,背景之讲解;以及尝试提供一些奠基于基督教神学的大方向、指引原则。作者旁征博引,信手拈来,都是举足轻重的神哲学家,历史学家,如宗教改革大家马丁路德,加尔文,20世纪大神学家巴特,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历史学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等人的看法。然后提出综合多年作为一个神学教育工作者,学术研究者的丰厚学识,教会牧者的睿智经验,个人生命的见证的见解与立场。作者不做泛泛之谈,或给出一些简约的,民粹式的“伪箴言”。相反的,谢博士所达至的任何建议,都是经过思考,都有扎实的神学,哲学,历史学的理论根据。读了让人觉得茅舍顿开。

谢木水博士新著书影

本书谈的是古今中文教会所面对的“丑闻“ (skandalon)。所谓”丑闻“者并不是报章爱报道的性爱,滥权或敛财丑闻。作者引用中世纪神学家亚奎那(Thomas Aquinas)的说法,认为”丑闻“就犹如”绊脚石”。大意的人会被它绊倒,但小心的人却可以绕过它。的确丑闻能绊倒信徒,也给教会带来伤害,更甚让非信徒对教会产生误会,使他们却步。但是作者认为我们探讨”丑闻“,是因为至终我们须与教会”荣辱与共“。

作者提出7个“绊脚石”,或者说是争论性的议题,并从《圣经》和神学角度来评估造成这些skandalon 的人物,言论,与事件。这些个别议题均可以独立用一本大书的篇幅来处理;也可以穷一生来研究探讨。但是在本书谢博士举重若轻,对这课题的背景加以清楚说明,并提出一些重大的基督教指引原则。仔细的阅读,其实这是一本针对一些重大宗教与伦理课题,为基督教进言,说理,护教的书(Apologia)。其中包括宗教改革带来的教会分裂的问题; 如何解经,以及教会当如何面对不同的解经立场;基督宗教是不是暴力的祸首; 教会之滥权与问责。其中涉及政教分离的课题;教会的接待神学 ((theology of hospitality),兼谈如何面对“他者”,比如说罗兴亚人;处于后现代境况中教会的伦理挑战;及如何面对人工智能等。华人教会圈子甚少谈到这些课题,更不必说有什经过思考的神学理论,可以引用来处理它们。相信谢博士的分析与提出的见解,对一般的信徒与教会领袖有莫大的帮助。我个人对这些伦理课题也相当有兴趣,稍有一些涉猎,但自己的胡乱阅读,结果有点见树不见林的感觉。读完谢博士的书,对一些课题的梳理,尤其是神学上的理解,忽然间出现了有一个清晰的”大图象“ (big picture),许多问题也豁然明朗起来。

谢木水博士近影

作为一个神学教育工作者,谢博士的本行是基督教神学,他也不负使命,在《基督十架的丑闻》这篇文章里,清楚阐明十字架这个世人认为是“绊脚石”的事件之神学意义。

谢博士在《结语》中透露自己在修神学硕士学位时,曾修教父学,论文主题为宗教改革思潮。难怪他对宗改这个课题着墨较多,用了两章(第一与第二)来谈这个课题。对我这个不太了解宗教改革历史的人,好像跟他在课堂上上了一课精彩的教会历史课,让我了解宗教改革的重大历史意义。谢博士指出宗教改革有其成功的地方,但是难免也有它的问题。 他引述范浩沙(Kevin J. Vanhoozer)的说法,宗改给普世教会带来三大危机:(一)个人解经及产生个人信仰危机;(二)神学权威的丧失;(三)信仰群体的分割对立。华人教会也无法幸免,惨遭这些问题的困扰。谢博士多年在华人教会服事,对华人教会的问题了如指掌。他说华人教会极度重视《圣经》文本的权威,也主张人人都有读经释经的能力。但是一如西方教会一样,华人教会也面对多重解经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常见教会的领袖坚持某一释义,视为教会应当持守的教义立场,往往引起内部或教会之间的纷争,对立、以致决裂。在这个课题上,我从谢博士的文章,得到一个亮光:解经当以神的心意为本(God-Intention),而不是以“自己”甚至“我们”(某个团体)的心意为本。我喜欢他的结论:追根究底,解经是一种人格的活动。新教信仰以神为至终的启示者,当释经得到多重的意义,不同的见解、矛盾的立场之时,信徒之间必须按照早期教会的信仰操守来处理冲突,持守合一。正如《以弗所书》4章2到6节所说的那样。

书中有一章是值得特别一提的,那就是有关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与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这个热门课题。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资讯多了,也容易撷取,但是不表示人就更有智慧。面对迎面而来,铺天盖地的资讯时,我们当如何分辨真伪。又或者我们将分辨,分析的工作拱手让贤予人工智能?而什么又是“智慧”呢?释儒道都讲智慧,新兴宗教也讲智慧,讲灵性(spirituality),但是基督教会面对人工智能这个巨浪的侵袭时,是否会被淹没?谢博士语重心长的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至于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见解,那就请读者们自行细心阅读,学习了。转借主耶稣的一句话:“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

日前在教导“基督生平”的我,很惊喜地看到《十字架的丑闻》这一章。我从中裨益匪浅,它让我看见耶稣作为弥赛亚的另一些神学意涵。本章以《马太福音》为蓝本,清楚勾勒出耶稣作为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受膏者,君王的肖像。谢博士也提出耶稣与以色列民族英雄摩西的对比,以及耶稣莫须有的罪状是一个司法大丑闻等。使我们能再一次较深入的认识这位为了世人的罪,自愿走上十字架,被钉,三天后复活,开启天国,造成今天仍然令人激烈争论,历史中最大“丑闻”,最大的“绊脚石“的主角。读了谢博士对《马太福音》耶稣生平的详细阐述,我开始有点明白为什么使徒保罗会说:”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寻找智慧,我们却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绊脚石(Ἰουδαίοις μὲν σκάνδαλον),在外族人看来是愚笨的,但对那些蒙召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林前1:22-24)。

这是一本涵盖面极广的“大书”,虽然篇幅不是太长,谈的却是几个很严肃,沉重的“教会丑闻“。可喜的是,虽然处理的课题相当复杂,但是行文流畅,易读,立论也清楚。给不太理解这些课题的教会领袖, 如本人,提供了一个神学的清楚架构,可以援用以面对,处理这些问题。

写于2021年7月30日

注:谢木水博士的新书《爱教会到底?以神学视野反思教会丑闻》已于2021年9月,由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南方圣经学院将于2021年12月4日举办e-神学座谈会,探讨本书所提的各个课题,敬请垂注。

 

我与文桥的写作因缘

文:张文光

在1986年间,我与黄子,文采相识。当时事先风闻这些文桥人物,先拜读黄子文采的文章,后来才见到他们的庐山真面目。看到黄子本人,与想象中的翩翩风采相去甚远矣……

文桥的标志

那时候我仍在读法律,很自然文采叫我写一些与教会有关的文章,甚至给我一个专栏,名叫《法律疑惑》。现在回想起来,也真的要感谢她给予机会。《法律疑惑》的第一篇文章写的是大马宗教自由法律,当时是参考马大一位硕士班学生所写的论文,而大纲式地勾勒出大马宪法中所保障的宗教自由。无巧不成书,后来这一系列文章发展成一本书。也是我在1990年出版的《三角关系 – 大马宗教自由法律浅析》。由此看来我的写作成果(如果有的话),文桥是催生者。

黄子近影

《法律疑惑》专栏在《文桥》双月刊维持了好几年,后来我自己觉得《文桥》应该是较注重推广基督教文化,教义,而放弃继续写。文采在我的书《情牵法律》中提到教会中有人复印收藏我在《法律疑惑》的文章,令我感到欣慰,至少没有“白占土地”了。《法律疑惑》的一些文章,后来经过扩充修正,成了我的第二本书《大马法律系统》的一些章节。

1989年我加入写作团契之理事会,担任文书一职,一直到1995年。在这段期间,见证了文桥出版社,马来西亚写作团契的迅速发展,从原先的文字工作,渐渐发展成为多元事工的福音机构,事工包括辅导及教育。《文桥》杂志也渐渐从早期较注重文艺创作,演变成犹如《今日华人教会》般注重信徒的教导工作。

1992年写作团契庆祝15周年,我也躬逢其盛的参与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包括散文创作比赛,因而得了一个佳作奖,奖杯至今仍收藏安好。此外,写作团契也首开先河得举办大马华人教会第一个有关“2020宏愿” (Wawasan 2020)之神学研讨会。那时有两位讲员即华勇牧师与李英柏牧师是以英文发表论文,黄子叫我翻译,我也不知天高地厚地接下任务。在翻译时才叫苦连天,但也着实从中学习了许多。

第185期《文桥》杂志封面

在文桥的那段日子,我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但很令人感慨的是,当年很努力写的一些人,现在都不知所踪了。那天在教会遇到写作团契的元老之一杨百合老师,他对我诉说,大概是1980年初,遇到杨牧谷牧师。杨牧师频频说:“要努力的写,写的人太少了!” 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写作的人才可有增加?

有马华评论第一剑之称的张景云先生曾经问我可以不可以投一些稿件给《南洋商报》,然后又问我:“是不是只给文桥写稿?” 说实在的,我除了给文桥写稿,也甚少投稿给其他杂志。1990年我开始在《星洲日报》的《生命树》福音版发表一些文章。还记得写过一篇比较圣诗《因主活着》与王杰的歌的长文。当年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等歌曲不知风靡了多少青少年人,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我从大众文化入手,然后谈到圣诗带出来,亘古不变基督教之爱与盼望。现在重读,觉得文字是太累赘了一点。

当年负责福音版的主编是黄子,他给我的忠告一再是“放松一点,不要太多宗教术语。”我想这番话,到今天对我们写文章的人仍然管用得很。

1990年8月间黄子叫我在《光华日报》的福音版《百合花》写一个专栏,我硬着头皮答应,开了一个专栏,名叫做《法理人情》。一写也大概将近一年。这是第一次学习在时限内挤出稿件的功课。就像我在《情牵法律》的自序中所说:“每次到了截稿日,就得劳烦黄子严严肃肃,甚至不客气的把这些文章催生出来(有的早产了)。”

1992年的某一天文采对我说:“你可以不可以不要整天拉长脸孔,专门讲一些“看死人” 的文章?“ 她要我写一些对法律生涯的感想与信仰反思,较为生活化的文章。篇幅介于一千字即可。坦白说要写一千字的文章,对我们这些喜欢高谈阔论,引经据典陈词的律师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无奈现今的报章读者都之喜欢看短小精悍的文章,我也被逼从善如流。因此在《星洲日报》写了一系列叫做《法律人语》的文章,多是我对首十年法律生涯的感触,是属于较感性的文章。

1996年4月至10月间,我重新用《法理人情》的栏名,在《星洲日报》写了一些有关基督教伦理与法理学的思想性文章。现在回头看,也不肯定到底有几个知音人?这在某个程度反映初些福音文章的难处。我们往往不知道应从那个接触点(contact point)着手;一味的写信福音得救,不信福音下地狱,肯定不是解决方法。

无论如何,借着写这些专栏,加深了我对基督教信仰的认识;而文字的运用,文章主题的呈现,慢慢地较能掌握,也较能有所发挥。那天在《文桥》杂志中读到已故杨牧谷牧师在1987年第11届写作营的讲词记录。他说可能我们对福音的了解太肤浅了,所以写的文章太公式化,没有影响力。他建议写作应该有四“日“法:日读一经,日想一事,日收一料,及日写一文。

我想要写得好,绝对没有捷径,唯有努力的写,勤劳的写。杨牧谷说,日写一文是一种习惯,若不能写一篇文章,也要写一段短文,这就是训练呀!

我曾经说过,如果我今天在写作中有什么成绩,那都是拜文桥同工之鼓励所赐。现在我仍然要以这句话作为文章的结束。

(原文发表于第80期文桥双月刊,2002年6月刊,页32-33。略为修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