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翻阅1995年，本地基督教出版社文桥为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情牵法律》。看到其中一篇淡到当年法律学院毕业后实习的情况；文中有提到我的实习师傅，已故拿督彼得穆尼爵士博士（Dato’ Dr. Sir Peter Mooney ）的一些事迹。兹将它摘录如下，以纪念穆老：
作我们这行的，都得进“吧”（Bar），然而，此吧非彼吧，虽然说无巧不成书，很多我辈中人也是彼吧常客。在未能“正式挂牌”（天下人对能正式执业的术语）前，法律系的毕业生就得做上9个月的“廉价工人”，跑码头赶场似的跑这个法庭跑哪个法庭，专做律师大人们不屑一顾的小差事。
好了，离开了安全、温暖，单纯的校园后（为什么温暖的东西似乎总是单纯的？），要投入社会，人家所说的那个大染缸。实在无暇去想社会是怎么个样子的，同学们都迫 不急待地找实习的律师楼。因为1986年正值经济不景之时，搞到人心惶惶。不知道是不是虚荣心作祟，我跟另外两位女同学选上了吉隆坡最大间，最有名气的纪思龄律师楼。
律师公会的规矩是每一个“实习学生”（补注：英文称为Pupil或Student，即实习律师也），都必须有个“师傅”（Pupil Mater），这名师傅 必须拥有7年执业经验，他负有教诲他的“入关弟子”之责任，以致他能成为一名有足够“法律知识、有正义感，庄重自守，品格又高超”的律师，以免有损律师公会清誉。换句话说，如果当了9个月的廉价劳工后，师父不为我们美言几句，我们就没有翻身的日子了。除此 ，通常能不能在实习后，继续留在该律师楼做一名正式律师，也有赖师傅的推荐了。所以被谁选上成为“入关弟子”，他喜不喜欢你，是事关重大的。
我听说我的师傅是纪思龄律师楼的第二号老板（补注，即穆老），心中压力大得很，担心不能胜任他所托之工。第一天上班时心跳一百，八点半准时到办公室（后来才知道师傅每天是八点十五分就报到）。纪思龄办公室的行政经理，一名不苟言笑的中年妇女，领我到我的“办公室”，即一个安排了几张连接在一起的桌子，几张椅子，两面用了板隔开，一以免靠墙的小角落。（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叫做“学生巷”（补注：英文称为chambering lane，chambering 就是法律实习的意思），有点类似少林寺的木人巷吧？）。在“学生巷”里有另外两名实习学生（律师），一个格子小小，永远笑脸迎人的Lydia，另外一个是高个子，性格开朗的Andrew；大家打个招呼，寒暄了几句。甫坐定，有一位高个子的女律师进来，劈口问道：“New student?” 她是我们的师姐，就快要离开“学生巷”了。她告诉我们这些新的实习律师说，必须准备一张纸，然后周游整个律师楼去拜会纪思龄约１６位老板。我们唯命是从，当天就硬着头皮去找老板们谈谈，彼此认识一下。最重要的是要他们在“觐见纸”上签个大名。
当然第一个要“觐见”的是我的师父啦！我恭敬地问师父的秘书Miss Kong，是否能见他。她按了电话，几分钟后对我说OK。我心中忐忑不安的敲了房门，里面传来微弱的“come in”。推开门，心中暗忖，这么暗暗的，只有一盏台灯的亮光？微光中只见一位满头白发，脸上带着绅士笑容的白种人站立起来说：“How do you do?”洋腔十足；我不知所措的寒暄几句，大家坐下。我坐在他桌子前的一张椅子上，等候师父的盘诘。他问我有关本国土地法内英国衡平法（补注：English equitable principles）的可用性。这个问题在法律学院曾经研究过，因此我对答如流。接着他问道：“Can you get me the Incorporation of Franciscan Brothers Ordinance?” 我只听到“Brother, brother “ 声，其他的词汇，我无论怎样竖起耳朵，也分辨不出他的洋腔来。厚着脸皮，我嗫嗫嚅嚅地说：“Pardon me?” 他才重复一遍。当时心中大叫不妙，记忆中没有这个法令。只好唯唯诺诺地说我去找找。这是与师傅的初次过招，表现应是不过不失。
其实我的师傅是一名思想精细，学识渊博，受人尊敬的律师。每每与他商讨后，走出他的房间，总觉得自己太渺小了。他专门做些没有其他律师有能力办的大案，或者“奇难杂案”，偏偏他又喜欢问我们这些学生一些显然是能力不及的问题。每次在找了一些资料后，总是战战兢兢的把自己的“法律意见”（ Legal opinion，即 一种针对某些法律问题的分析及提供解决方法的意见）呈上，等待他的评估。最高兴的时刻，当然是自己的“意见”被证实是正确的时候。…….
（原文题目为“Call to the Bar”， 写于1993年，刊登于《情牵法律》（吉隆坡：文桥传播中心，1995）页26-28）
